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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历史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后成为一个寻常的耄耊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世人寻味。我们不妨拂去历史“拷贝”的尘埃，对邱会作不同时期的人生片段作个“回放”，以飨读者，为官所省，为人所鉴。
从“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
1929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在赣南地区熊熊燃烧，年仅15岁的邱会作，在他的家乡兴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了一个“红小鬼”。那时邱会作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脑子活络，每次上级交下来的送信联络之类的任务，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没读过什么书的邱会作，也有意识地和那些有“墨水”的战友、领导多接近，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学文化。仅两三年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写出有模有样的宣传标语，编出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因而没到20岁就当上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初组建了后勤机构，当时叫供给部，才20出头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由此，邱会作的戎马生涯与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解放前后，他也曾离开后勤，任过许多政工领导职务，但最终还是操起了“老本行”，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天生是个干后勤的好料子，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曾表扬过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部长。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缺衣少粮是部队天天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邱会作总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到粮食，搞到棉布。应当说，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
年轻时的邱会作，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后勤干部。虽然他管钱管物，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相反的比一般人还节省，处处想着部队。他在当粮秣处处长时，曾将自己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作公用。
战争年代腥风血雨，当红军干革命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那时的邱会作，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处境多么艰险，始终没有退缩过。在红军长征途中，邱会作负了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攒下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着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当老乡背了3天赶上了部队时，他的腿部都化脓发炎了。
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邱会作在革命队伍里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后又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在部队几次编制调整中，先后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
邱会作与林彪认识和接触，大概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当时，他追随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漂亮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所领导的部队，多次担负正面主攻任务，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邱会作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1951年起，他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客观地说，邱会作从“红小鬼”走到共和国中将这一步，与自身的革命业绩是分不开的，至于后来他任总后勤部部长，又兼任副总参谋长，则与林彪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
甘为林彪的棋子以“报恩”
由于邱会作是林彪老部下，所以在1959年，林彪一当上国防部长，就提升他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对此，邱会作心中感激不已，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感慨：还是自己的首长最贴心。
真正让邱会作对林彪感恩的，要从罗瑞卿事件说起。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名为“休息”、“养病”在家，实则处心积虑网罗羽翼，酝酿着篡党夺权的阴谋。当时军队的大量实际工作都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承担，他看不惯林彪搞的那一套，对其种种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一来，罗瑞卿就成了林彪的“眼中钉”。
到了1965年初，总后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听到风声，仗着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当即出面将邱会作保了下来。从此，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恩之情日盛一日；同样的，他对罗瑞卿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65年下半年，林彪开始了对罗瑞卿的迫害。邱会作与叶群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恶意围攻。既可为林彪“尽忠”，又可为自己报仇，这样的机会邱会作岂能放过？他经过搜肠刮肚地精心准备，一连在会上发了四次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说其“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他与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伙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实际上已完全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林彪一伙人明目张胆地迫害罗瑞卿，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军内高层的极大关注和愤慨，随即与林彪一伙人展开激烈的斗争。邱会作由于自身行为不检点，再加上是迫害罗瑞卿的主要角色，首当其冲成了“公敌”。1967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广大干部对邱会作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发展为包括罚跪、“做喷气式飞机”等刑罚在内的严重武斗，他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邱会作哪里招架得住，立即写信托人捎给叶群：“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其实，邱会作身陷囹圄的处境，林彪早就了然于胸，只不过他想让邱会作尝点苦头之后再解救，以获得邱会作最大的感恩效果。果然，林彪接到求救信后，立即派叶群拿着他的手令于第二天凌晨，到总后机关把邱会作接到西山藏了起来。邱会作将此称为“零点得救”，他在日记中肉麻至极地写道：“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想到这里，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
邱会作为了报答林彪给他的“新生”，稍稍站稳脚跟，立即按照主子的旨意，把总后原政委、副部长等领导干部当作整斗的重点，肆意加以迫害。林彪夫妇对这个“忠臣”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处处为他打气撑腰。3月17日，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夸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个”。得到主子的赞赏，邱会作干得更加卖力，他又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5名主要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使出浑身解数批斗干部、镇压群众，并定期向叶群汇报进展情况。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邱会作可谓是官运亨通。在林彪的操纵下，他先是当上“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后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伙同吴法宪、李作鹏带领一大批人大搞军队派系争斗，弄得军队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同时他们还变本加厉，把魔爪伸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将帅，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此时在邱会作的眼中，林彪无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他在“遇难周年”时写信给叶群，再一次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礼物献给林彪。对邱会作的“忠心”，林彪大为满意，在他的又一次张罗安排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时的林彪野心昭著，党内的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相当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虽然邱会作帮助林彪干了不少事，但他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还是让林彪夫妇不放心。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稳住邱会作，亲自写了《咏菊》诗赠送给他，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他不要动摇。邱会作随即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
事实证明，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是有道理的。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然而，野心勃勃的林彪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地位。可毛泽东却有自己的想法，建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在此大背景下，林彪便想通过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串通同伙，弄个国家主席当当。于是，便有了林彪、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大肆鼓吹“称天才”的丑径。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马恩列斯”、毛泽东是天才，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邱会作在会上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时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可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尽管林彪及其心腹费尽心机，但并没能达到目的。
8月25日，毛泽东得知林彪等人在会上的动作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止了有关“称天才”的讨论，并让周恩来等人连续同吴、李、邱谈话。邱会作当时心里就慌了，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这时，叶群赶紧出面为其壮胆：“你们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邱会作这才稳住阵脚，在谈话中没牵扯出林彪来，只讲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这次真刀真枪的考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后来抢班夺权的核心行动，邱会作没有被派上更大的用场；而邱会作自此对林彪的“尽忠”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也是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审判席上时，在“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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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0 1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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