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成长三部曲"

步天涵谷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但害人害到“点子”上，又名利双收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第二次是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第三次是靠批《海瑞罢官》而步入政界。因为这三次都是他人生的“光辉”点，具有代表性，故而笔者称它为“三步曲”。

第一步：批胡风崭露头角

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１９５４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１９５５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暗忖：要把胡风彻底批烂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这样的“棍子”吗？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同时，还亲自审定、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振，成了反胡风的“英雄”。

就这样，姚文元由于批胡风而靠上了张春桥这棵歪脖子树；张春桥也利用姚文元这根带刺的“棍子”达到打击他人的目的。他们狼狈为奸，成了一丘之貉。

第二步，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之风，总是一阵接一阵地刮个不停。１９５５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１９５７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１９５７年２月６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如果说，仅仅凭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视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红”不起来的。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１９５６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１９５７年２月６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３月１０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无名鼠辈。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于有了“经验”，由于有了“资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６月１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原来，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来，这样的编排在正常人眼里是正常的，不会去多想什么，而在不正常人的眼里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也许是合该姚文元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第三步，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于是，他抡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劲：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４月４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在《文汇报》刊出后，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指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为吴晗而鸣不平，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林彪在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工业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１９７０年８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１９８１年１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