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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17日 11:20 来源:辽沈晚报
安全区,南京城中的染血绿洲
1937年12月的南京,遍地血迹。已成废墟的街巷中,不断地有人拼命向南京城的西北角跑去,所过之处溅起漫天的灰尘。因为如果不跑,他们就会跟横在马路中间的染血的尸体和赤裸的同胞们落得个一样的下场。
终于,他们看见了安全区的围墙,看见了那黑圈红十字徽章,他们敲打着大门,呼喊着:“救命!救命!放我们进去! ”
如果说,在“1937·南京”这部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的一章,那就只能是“安全区”了。就像二战的欧洲有一个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上千名犹太人一样,在中国的南京,在东洋人的坦克和刺刀还没有进入南京城时,十几个西洋人就在南京城内创建了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和生活的“安全区”。这些商人、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在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纷纷逃到其他城市吃着火锅抽着烟时,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残忍日军,最多时候曾护佑了接近30万的中国难民……
踏进安全区的门我就能活
日本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在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南京城还在,但惨烈的一战也迫在眉睫。一旦日军进城,那些没有办法像富人一样坐船坐车逃走的穷人们怎么办?十多个留守在南京的外国人准备依照上海租界难民区的样子,在南京也建立一个难民们的安全区。
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2日,他们在南京城西北面划出了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有很多学校和使馆,军事设施较少,最适合作为安全区。于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安全区门口挂起了一个黑圈红十字徽章。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对于中国难民来说,看见了这个徽章,也就算是看见了生的希望。
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为主席的十多人也组成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解救南京难民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两个由外国人组成的组织身上。
当时,中国军队非常支持安全区的成立,在安全区范围内撤离了军队,批了几吨粮食,还特意派出了警察维持秩序。而日军态度却十分傲慢,只是声称“知道了此事”,并假惺惺地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
根据南京市户口统计部门的数据,到12月初,南京城还有50余万人没有离开。 12月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布了《告南京市民书》之后,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惊恐慌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像潮水一样向安全区的二十多个收容所涌去。
一时间,安全区里各个学校的教室、图书馆、露天操场,以及一切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院落中都挤满了难民。一间普通的房间往往要挤上二三十个人,大家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但是后来,因为还是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难民,于是安全区的空地上、走廊上、马路边建起了数千个芦苇棚子。而依旧没有地方睡觉的人,只能站着等着天亮。
这片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成了“人类的蜂窝”。
但是虽然拥挤,食物供应也得不到保障,还是有难民们不断地向安全区涌进,每天夜里都有人在猛烈地敲门,祈求着让自己双脚拥有这里面的哪怕只有那么一寸的土地。因为只要进来,就证明自己安全了,日本人的刺刀不会在身体上刺出伤口,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也不会被禽兽日军压在身下。
日军冲进安全区抓人
但是惊魂甫定的难民没想到,卑劣的日军却让这美好的梦成为幻影。无论是男是女,在安全区内仍无法得到足够的安全。
眼见着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许多散兵走了另一条求生之路。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抢了老百姓的衣服,或者花上几十块钱跟叫花子买一件破烂的棉衣,混进了安全区。
看见安全区周围都是中国士兵丢掉的军装和武器,日军害怕遭到像上海战役中那些“便衣队”的袭击,从12月14日开始,日军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日军从安全区中带走了所有会“立正”的、短发的、额头上有帽子印痕的、手上有茧子的、脚上有水泡的和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把他们带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射,用炮火毁灭,然后浇上柴油和汽油焚烧干净。
当时中国军队除去突围和战死的士兵,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获的军人不过4万,但是在屠杀中,日军却杀害了11万俘虏兵,显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当然也有一些幸运的男人被解救下来了。在安全区的一个学校里,有几十个中国兵混在平民中间,日军依照他们的方式检查了一遍之后,正准备把这些“俘虏”带走,几名妇女哭喊着叫着自己的丈夫和兄弟,这些被认领的男人,都被留下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个好心的妇女竟然救下了一个“丈夫”、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不知是兵还是普通人的男人被救下来时千恩万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位妇女自己的丈夫和哥哥,就真的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最后,当这位可敬的妇女再一次去认领一个“叔叔”时,日军认出了她,一把刺刀刺中了她的胸口。
安全区的女人难逃兽兵暴行
安全区中有一个特殊的所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许是因为这里是女子学院,所以,容留的都是女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院长就是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要讲到的魏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因此被难民们称为华小姐。最多时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孺大约有九千多人。
文理学院给妇女同胞带来希望,却也一直被饿狼般的日本兽兵紧盯着。每天晚上,都会有日本兵成群结队地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校园施暴,华小姐的抗议有时成功,有时却反遭日本兵的耳光。
12月17日晚上,二十几个妇女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小姐和德威南夫人、陈夫人一起上前阻挡,最后竟被军官拖上卡车。愤怒的抗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恢复了自由。但这仍没阻止日本人抢去十二名姑娘。
除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他安全区收容所的妇女也在劫难逃。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7日,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在神学院的大厅里强奸了数名妇女;
12月20日,数名日军闯入外侨邓尼尔医生的住宅,将两名妇女从楼上拖到楼下,强奸、蹂躏达3小时之久;
12月25日,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有27名妇女被强奸,其中一名年仅12岁……
妇女们终日惊恐万分,她们故意把脸抹黑,剪短头发,但仍不断地有女学生和女难民被几十个几十个地抓走,一到晚上,安全区总是有女人们尖锐的声音,呼叫着救命!救命!
不过,也有一些妇女被幸运地救下。
12月17日,当两名日兵闯入德侨拉贝的住宅正准备玷污一位姑娘时,拉贝赶了回去,将两名日军轰走;
12月19日下午, 4名日本兵正在汉口路19号金陵大学职员住宅中强奸妇女时,美国人贝茨、费区、史密斯赶到,日本兵被赶走,这几名外国人还将室内所有妇孺护送到金陵大学主楼;
12月18日,费区又将平仓巷13号内正在强奸的3名日本兵赶走,用汽车将受害妇女接去金陵大学收容所。
1938年1月1日,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花园的竹林中,把一个正在追逐中国姑娘的日本兵驱走,使这位姑娘免遭摧残……
黄头发蓝眼睛的“洋菩萨”
南京城因为是当时的中国首都,因此有很多外国人。但开战之后,大部分外国人都撤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个。他们面对那些可预见的危险,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约翰,面对朋友的劝告,他也犹豫了一秒钟。
可是,最后,他们还是留下来了。为这些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提供安全保护,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虽然最开始,他们只是打算在南京维持几天或几周就关闭安全区,但是面对日日夜夜不断涌入的难民,他们下定决心要拼命支撑。
有些秃顶、戴着眼镜的德国人拉贝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佑护安全区难民的那些日子里,他比其他外国人更加殚精竭虑,他要跟日本大使馆的人交涉,要管安全区内每一个人的吃饭,要保护任何一个可能遭到屠杀或者奸淫的难民。
每天晚上,都有难民的敲门和哭号声,他一天晚上要起来数次把那些难民放进来。最后,拉贝的住宅和小花园,挤进了六百多名中国难民,他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防止她们遭受日本兽兵的伤害。
他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拉贝听到后会立即冲到院内将日军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安全区和红十字会的其他外国人也在不竭余力地保护着中国的难民。
当机枪马上就要扫射到一队被绑起来的中国难民身上时,一位不知道姓名的黄头发外国人跑过来阻止。劝说不管用,他就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救下了二十七个中国人;
马吉牧师得知外交部里藏有一千多中国伤兵,便冒着枪林弹雨,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使千余人的生命得到保护;
在城破的日子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对准正在屠杀的日军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这段被制作成《马吉的证言》的影片,成为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史料……
除了戴着纳粹袖章的拉贝和其他德国人能在日军面前得到敬畏和尊敬,日军并不把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放在眼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曾将一名美国传教士推下楼梯,一名日本兵也曾向一位牧师开枪。
但是这二十多个外国人,面对五万多杀红了眼、言而无信、无视国际公法存在的野蛮日军,坚持不退却,用可贵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了近30万难民的生命,也使数万妇女免遭迫害。
南京城里,屠杀在继续,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可是就在同时,安全区里却也不断地有新生命诞生。
每当有新生儿出世,安全区的外国人便会亲自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同时给每个新生儿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
安全区里的中国人称这些可敬的外国人为“洋菩萨”。 □张阿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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