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两记耳光响亮 成就了刘文典的一世英名

文卓

顶撞蒋介石却全身而退

1928年，刘文典出狱不久，即前往苏州拜访恩师章太炎，后者抱病接见，这是很高的礼遇了。两位以清狂高傲著称的学者要惺惺相惜并不容易。章太炎是海内文章之伯，天下学问之雄，他绝对不会放低身架去敷衍一名庸常弟子。临别前，章太炎欣然命笔，为刘文典题写一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嵇中散是嵇康，三国魏末的诗人和音乐家，曹魏宗室的女婿，对司马氏政治集团抱有恶感，坚持不合作态度。他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封建礼教视之蔑如。嵇康的养生观是“任自然以托身”、“无措是非”、“神形相亲”、“与万物和”。章太炎说“未羡”，是因为嵇康知行脱节，过于逼近险恶的政治漩涡，结果死于非命。祢衡字正平，东汉末期的文学新锐，他全裸出镜，击鼓骂曹，堪称古代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因此狂名播九州，成为史上疾恶如仇的头号典范。章太炎以祢正平比作刘文典，颇有孔融推许祢衡之意。

祢衡骂曹操是“奸贼”，不久就踏上了黄泉路，直接杀害他的尽管是刘表的大将黄祖，那也是曹操耍了借刀杀人的心计。刘文典骂蒋介石为“新军阀”，居然寄头于颈，总让人捏一把冷汗。毕竟时代不同了，草菅名士的血腥妖氛已有所淡薄。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正与曹操的必然之举成就了狂士祢衡的千古流芳一样。当然，话得说回来，倘若刘文典的学问不入流，蒋介石再怎么发飙也帮衬不了他。《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严而慎，胡适为之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儿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陈寅恪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作序，道是：“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庄子补正》成书于1939年，学术界至今允为杰构。除此之外，刘文典对《昭明文选》和杜诗也颇有研究。

校勘古籍讲求字字皆有来历，刘文典出书，校对从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看得起陈寅恪，看不起朱自清、沈从文

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文卓

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跑警报时个个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1943年春，刘文典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之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当地士绅还玩出一个大忽悠：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心存畏惧，不肯前往。他们请刘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几篇游记，说明“瘴气”并非水土空气中含有毒质，只不过是疟蚊作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一来，消除了“瘴乡”之名，其他学者方肯前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开发。刘文典没想那么多，只图求一大笔酬金和十两上好的“云土”，也不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打声招呼，就擅自旷教半年，这可是玩忽职守。闻一多征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和同意，以讥讽的言词（“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写信通知刘文典正式收回联大寄发给他的聘书，就这样兵不血刃，将这位名教授扫地出门。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等人曾为刘文典求情，力陈老先生从北平辗转南来，宁死不做汉奸，爱国之心不后于人。闻一多却不肯让步：“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刘文典纵然放低身架，答应雨季之后回校授课，下一学年增加课时以为弥补，也扭转不了既成事实。他走的最后一步棋是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信，为自己的旷教行为作出辩解：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

过了将近两个月，梅贻琦才以短信回复，只是敷衍一番，并无半词挽留。万不得已，刘文典含垢忍辱，从此改换门庭，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文史系屈就教席。

有人说，刘文典丢掉西南联大好端端的教授，固然是闻一多强势发难所致，其自身的嗜好也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刘文典是瘾君子。在北方时，他吸纸烟已到烟不离嘴的程度，上课时，烟卷黏在唇边，丝毫不妨碍他传道授业解惑。他乘清华大学校车进城，一手持古书，二指挟香烟，聚精会神，烟屑随吸随长而不除。1931年，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辅仁大学学生）参加北平学生运动，因体质羸弱，连夜挨冻，沉疴不起，呕血数升而亡。祸不单行，刘文典的两个兄弟客死湘西，老母也在故乡物化。他到云南定居不久，新住宅又被炸成废墟。这一连串变故霜雪交加，刘文典的意志日益消沉，与鸦片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孽缘。教授的薪水不够支用，他就为当地的土司、军阀和官僚撰写碑文、墓志、寿序和贺表，丰厚的润笔费只为烟灯长燃。若非磨黑云土的诱惑使他流连忘返，他也不会丢掉西南联大的教职。抗战胜利后，南迁的名牌教授鲜有不北归的，刘文典却不肯挪窝，盖因昆明的天气和云南的烟土使他寸步难移。有促狭鬼为刘文典取了个“二云居士”的绰号，倒也贴切，“二云”指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都是刘文典的恋物，他是万万舍不得撂下的。

刘文典猿清鹤瘦，面貌黧黑，两颧高耸，双颊深窝，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长晒日光，实则鸦片烟为他“美容”所致。魏晋人物神傲形羸，褒衣博带，好食五服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瘾君子刘文典庶几近似之。

讲课出神入化，学生如入梦境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他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这样的效果无人可以否认，连他的冤家对头也讲不出微词。他语出惊人，教学生做文章，紧要处全在“观世音菩萨”五字，镇得学生一愣一愣的，对其深意却大惑不解。他把学生嗷嗷待哺的模样看饱了，这才揭开谜底：“‘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这个解释通达明晰，学生豁然开朗。刘文典于“观世音菩萨”五字上心得几何？他胸无城府，不够圆滑，张嘴就会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颇有欠缺的。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清华教授吴宓好学不倦，只要时间上安排得过来，同侪中谁的课讲得好，他就乐颠颠地跑去当“旁听生”。吴宓服膺和欣赏刘文典的学问，总是稳稳当当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讲课，闭目时多，讲到得意处才会睁开眼睛，向后排张望，照例问一句：“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则如弟子乍闻师命而起，神情十分恭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此状是教室中的一景，不仅学生为之窃笑，刘文典也颇感畅怀，为之莞尔。

有道是：一物降一物，一物克一物。刘文典狂傲，别无所怕，却怕和尚打脑袋。在清华任教时，刘文典去香山寺查阅佛经。该寺藏书阁悬有禁条，非佛教人士，不准借读。借读者不得携书出寺，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且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阅书页，一律用寺院制作的篾子翻看，违者受罚。刘文典是名学者，寺中和尚法外施恩，准予借阅，阅前老和尚照例介绍了一通规则，刘文典无不允诺。和尚去后，他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困倦袭人，难以久撑。室内有一张空榻，他持书侧卧，片刻即入黑甜乡中，手中佛经掉落地上亦浑然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了，刘文典正在梦境逍遥游，忽然听见叫骂声，头面还受到扫帚扑打，睁开眼来，只见老和尚怒形于色，一边扑打，一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真是亵渎啊！”刘文典又窘又急，一面老实认错，一面抱头鼠窜。无奈佛堂四方扃闭，他既逃不出，也不想逃出，外面香客甚多，被追打更无地自容。他苦苦求饶，终得宽恕。老和尚见刘文典甘心挨打，名教授的架子丢到了爪哇国，也就当堂赦免了“罪人”。诚可谓不打不相识，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友，在清华园他还设素斋招待过这位方外之交。多年后，刘文典重提旧事，对人大谈心得：“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轻诺寡信！”狂傲之士肯讲道理，肯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显出可爱之处来。

教师爷诲人不倦，最忌心不对口，真要做到知行合一却殊非易事。刘文典讲庄子《逍遥游》，主张出世是其主调，可也有例外。有一次他把话题扯远了，谈到世间的不平等，忽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甚至把习惯半眯半闭的眼睛也大大地睁开。他举的例子很切近，许多人坐黄包车，与车夫的地位太不平等，这种社会现象是最要不得的。学生们都感到惊讶，在下面交头接耳，刘教授今天怎么突然入世？是不是吃错了药？下课了，同学们目送他踽踽而归，出了校门，一辆人力车赶过来，他从容入座，车夫拎起车把就向西边跑去。大家相视而笑。这种世间最要不得的现象看来短期内是消除不了的，何况车夫要吃饭胜过要平等。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开设的《庄子》课程上座率高，《文选》也有不少“粉丝”。他上《文选》课，弄出行为艺术的味道，一壶酽茶要泡好，一根两尺长的竹制旱烟袋也不可缺，文章的精义不仅是明白细致讲出来的，也是巧言妙语暗示出来的。拖堂是他的习惯，学生并不厌烦，乐得听他高谈阔论。木华的《海赋》形容惊涛骇浪，汹涌如山，刘文典讲解此赋，考问学生看到了什么特异的东西，大家凝神注目，以福尔摩斯探案的劲头寻找蛛丝马迹，结果发现整篇《海赋》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属于“氵”旁。刘文典顺势提点道：姑且不论文章好不好，你们光是看它水意泱然，就宛如置身其境，能够感觉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

文卓

有一次，刘文典破例只讲了半小时的《文选》，就收拾讲义，当堂宣布：“今天到此为止，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下星期三是什么日子？是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选择这个晚上讲解谢庄的《月赋》，可谓大有深意，老天爷也赞赏他的奇思妙想，以晴煦无云来配合。学生遵嘱在室外摆上一圈椅子，刘文典居中而坐。“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他念念有词，细细讲解，众人或抬头望月，或低头顾影，心领神会，快莫大焉。高潮处，刘文典吟诵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众人击掌而和，仿佛小小的音乐会，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享受真是不可多得，做梦也不容易梦到它。

说到梦，自然是红楼梦最能养人，一众红学家全靠这部小说糊口。刘文典原本不是红楼中人，只因他听了吴宓的《红楼梦》讲座，不表同意的地方居多，于是灵机一动，也客串一回红学家，开个讲座，唱唱对台戏。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寒碜了点，学生席地而坐，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何尝不是战时作风。刘文典身着长衫（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款款入座，女生斟上香茗，他满饮一杯。前戏做足了，他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太牛了，一部《红楼梦》，居然四字以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全开了窍，《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名师必有高徒，刘文典的得意门生是陶光，若论请教之勤，待师之敬，陶光的表现绝对是刘文典其他弟子远远不及的。但有段时间陶光因故未去师门走动，不免愧疚于心，他深知刘文典的脾气，不赔礼道歉恐难过关。然而事情比料想的更严重，刘文典见陶光登门请安，也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难听得很。陶光先是忍耐，但被尊师当成庸奴辱骂，着实难堪，脸色就渐渐阴沉下来，眼睛里也有了愤怒。刘文典掌控局面的能力极强，他瞅准火候，用力拍桌大吼：“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至此硬极而软，倒有些可怜的成分。陶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恩师竟把自己当成“吹牛本钱”，期望之殷溢于言表，不禁大受感动。他搀扶恩师坐下，又是沏茶，又是捶背，一面解释，一面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后来，刘文典出新著，特意让陶光题签。古有将相和，今有师生和，同为美谈佳话。

在西南联大时，李埏曾向刘文典借阅《唐三藏法师传》，开卷即可见此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布满批注，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李埏还在书页中发现了一张刘文典用毛笔勾画的老鼠，好奇心怂恿他请恩师解释缘由。刘文典闻言，乐不可支，叙说他在乡下读书时的情形，没电照明的地方，点的是一盏香油灯，灯芯上的残油滴在铜盘上。某天深夜他在灯下读书，一只细瘦的老鼠忽然爬上铜盘，明目张胆地吮吃香油。他本准备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吃油是在讨生活，他读书也是在讨生活，彼此相怜才对，何苦相残呢？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立刻绰起毛笔，信手勾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页中，以资纪念。若非善良的人，绝不可能推仁及物。李埏听完，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

上个世纪初，刘文典留学日本，与周树人（那时还不叫鲁迅）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边缘弟子，友情并不深笃。1928年，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而遭牢狱之灾，险些坠落到鬼门关，鲁迅激于义愤，撰写杂文《知难行难》声援，算是两人走得最近的一回。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常常要亮出恩师章太炎这张王牌，顺带也就不免谈及昔日同窗，提到鲁迅时，他竖起小拇指，没作褒贬。听课的学生见惯了他的招数，对此一笑置之，竟无人探询他的真意。十多年后，这个疏忽居然有了弥补的机会，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锋越切越深，有人旧事重提，质问刘文典：“你用小拇指污辱鲁迅的险恶用心何在？”刘文典并不慌张，解释：“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不是贬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样牵强的辩解居然顺利过关，就没人掐指算算，鲁迅比刘文典大八岁，比钱玄同大六岁，比黄侃大五岁，“同窗中最年轻”的说法怎能成立？刘文典逃过一劫，竖小指比喻鲁迅的正解也就成了无解的哑谜，让考据家伤透了脑筋。

建国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生活得很好，被评定为云南省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他将鸦片瘾彻底戒绝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刘文典过关远比回京的冯友兰等人更为顺利。他承认自己缺点不少，但没有犯下罪行。他保护学生运动的领袖，跟蒋介石当面对峙，吃受两记耳光，这无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在大会上宣称：“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逼人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刘文典的“好日子”过到1958年即戛然而止，病魔夺走了这位学问家的生命。古稀之龄足矣，倘他再多活几年光景，恐怕就要用《庄子•天地》中的“寿则多辱”四字来譬解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