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绝版李鸿章

文卓

人人都说李鸿章“少文”。其实有关李鸿章的很多“坏事”大多有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是保守派的“清流”。“清流”实际是“不流”，大多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喜欢卖弄过时的“大道理”，空话连篇，在朝廷上又不具体负责实际工作，早就脱离了社会，成了死水一潭的“大儒”。这些人攻击李鸿章：上不守祖制，下不厚文。还有一个来源是“康党”，“康党”放出的消息大多攻击的是“后党腐败”。“康党”一支笔梁启超虽然心里“敬”着李鸿章，无奈李鸿章是“后党要员”，而且手握大权。屁股决定脑袋，“党性”很强的梁启超曾经写出很多“后党传奇故事”。

比如1898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标题为《李鸿章结婚了吗？》的报道称：“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虽然第二天《纽约时报》又辟谣：“这是一则东方玩笑。”但是还忍不住在细节上描绘了一番，说：“据《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西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在一个叫“Sinfa”庙的地方成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为此暴怒不已。”这类有关“后党”“伤风败俗”的新闻来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后话。

“清流”骂李鸿章“少文”还情有可原，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学无术”？梁启超自己就反对“食古不化”，他这么说就有点不厚道了。

不错，李鸿章是“不学无术”，他带淮军入上海，提拔人的标准是“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又怎么啦？依“八股文”取来的士，“学问”很高，带兵打仗却屡战屡败。

“不学无术”的李鸿章是真的“不学无术”，这在他不太迷信风水上可见一斑。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晦气”。那一年李鸿章为自己选百年后的墓地，在给哥哥李鹤章的家信中说“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后李鸿章的墓在大跃进时代给挖了，接着又被捆在拖拉机后拖撒一地，100年后的后人想必定会因此叹息：“李鸿章终为风水所害。”呜呼！人和人，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100年都没长进！

“不学无术”不坏，因为这个“术”是没用的“术”，是和当时的世界脱节的“术”，甚至还有点“巫术”之感。这个“术”听上去头头是道，其实是似是而非之道。

说到底，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朝历代都不是一个褒义词，独独晚清。为什么？因为晚清遇上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本本主义用了三千年，一朝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洪水猛兽”早将这最后一根中国稻草冲得体无完肤。在这个大破大立当口，实用主义就是“和国际接轨”，就是“与时俱进”。

其实实用主义就是没有主义，李鸿章这人就是没主义。没主义也不错，连胡适都呼吁：少一点主义。“少文”就是少吊书袋。李鸿章痛恨“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这么说“不学无术”真是他的优点。后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又繁衍出另外一个“毛病”：“痞子气”。

“痞子气”还真管用

李鸿章的痞子气传说久矣，然打开历史一看，无非是一些谈判策略一类的小动作：比如某年某日李某对某洋大人持“不理不采状”。和洋人打马虎眼，用拖延术，施搪塞法，使挂羊头卖狗肉伎俩，装糊涂，这恰恰是弱势晚清一代为官的精明之处。试想，洋人强势，如果不用“蘑菇法”和他们“捣浆糊”，捣到哪儿算哪儿，那不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体无完肤吗？！李鸿章也有不“痞子气”的时候，当我大清比日本强大的1871年6月，李鸿章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立刻拉下脸来说：“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瞧，人家该说的一个字儿不落，全说透了。

外交讲的就是后面的软硬实力。痞子外交说白了就是弱势者的外交，就是“第三世界”和强人打交道时的一种武器。下面选了几张李鸿章接手外交前后的西人图片，看看中国那时候到底处在何等窘迫的境地。

“清流”的危害处就在这里，只谈自己的“立身”，不说江山社稷的“安危”。“清流”高歌的曾国藩一生光明磊落，却在“天津教案”处理上两面不讨巧。最后只好招来学生李鸿章三下五除二，施点“痞子气”，用点掉包计就把本案搞得八面玲珑。你说这件事上，是曾国藩对朝廷贡献大还是李鸿章大？有人说李鸿章手段卑鄙，洋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喧宾夺主，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这时还和人家讲宋襄公的“仁慈”就是对“江山社稷”的不仁。

李鸿章最“痞子气”的就是签订《烟台条约》。这事儿堪称晚清弱势外交上的杰作，前前后后充满着赏心悦目的“痞子气”，读来让人在总体痛心疾首下产生局部扬眉吐气：1874年2月21日“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进入云南后被当地人杀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大闹起来。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这些都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朝廷把这个难题推给李鸿章去处理。李鸿章就请所有的大使携夫人到山东烟台去避暑，让威妥玛也到烟台去谈判。他每天晚上宴请驻华公使和夫人吃饭跳舞，让他们非常满意。白天，李鸿章一面和威妥玛谈判，一面将消息通报给所有的驻华公使。慢慢地，那些公使和夫人都认为威妥玛没有绅士风度，说他得理不让人。夫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就做威妥玛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明里看，这个条约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不错，李鸿章着实地和洋人“腐败”了一回，用掉了一些交际费，却办成了一件让对手哑巴吃黄连，“好看不中用”的事儿，这就是李鸿章“痞子气”的可爱。

李鸿章的这个“痞子气”让他受益无穷。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他有办法，就把一件“烫山芋”的事儿交他办。这又是一件“痞子”外交的范例。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老觉得这个教堂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首先任命了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保教权”，李鸿章暗示罗马教皇可以商讨互派使者问题。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他同意迁移教堂，要往中国派驻公使，并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

法国政府表示反对。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往中国派驻使者。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50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的事儿。他们那里吵成一团，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好。

其实，所谓“痞子气”就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各种关系的老到和圆滑。用“清流”的理论套，李鸿章什么都不是，棋路没出处，但他能在不利的棋局中将你一军。慈禧能用“痞子气”的李鸿章，说明她不似“康党”说的那么蠢。

后来，这个集“不学无术”和“痞子气”为一身的李鸿章差点当了中国的首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