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日本是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

刘恒宝

2011-08-23  
      核心提示：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文章摘自《日本论》 作者：戴季陶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绝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

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前面几章，把日本“祀”的起源变迁大约说过了。就戎的方面来看，日本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也是我们不十分留意的。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它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绝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它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它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这一个道理，很多人是认识错误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它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治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作基础，从实际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军国的企图能够确实成立。而且就整个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它是内阁，毋宁说它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称号恐怕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治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最高集中点，而实际上却是军令机关的政治代表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近数十年当中，各国的思想传到日本之后，尽管可以风行一时，而能长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只有适合于它这一种国家目的的思想。反之，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

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的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军国主义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军国主义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洲帝室的崩溃，给了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也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