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脆弱与坚强的奇妙结合体

文卓

经过两次跳跃，林彪的名字从文质彬彬化为虎气森森了

林彪原名林育蓉。1925年，林彪在武汉共进中学读书时，被共青团推举为湖北省的四个代表之一，赴上海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为了防备迫害，林彪化名尤勇。尤勇和育蓉，用湖北方言读，语音相近。

当时，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非是由各学校选举产生的。那时，召开这种会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和有这样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人，是当时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少数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林彪之所以能出席这一大会，是因为他有两位当时思想非常进步的堂兄：一位是林育南，一位是林育英。并且，通过他的这两位堂兄，林彪还得到过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陈潭秋的教诲。

林育南是林彪的三伯父林协甫的儿子，比林彪大9岁。1917年，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结识了教师恽代英，参加了由恽代英发起组织、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

林育英比林彪大10岁。他的曾祖父同林彪、林育南的曾祖父是亲兄弟。由于家境贫寒，林育英18岁时便辍学当了织布工人。五四运动后，在北京读书的林育南写信给林育英，介绍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情况，鼓励林育英在家乡也干起来。于是，林育英便在家乡开始宣传妇女解放、破除迷信。

1920年春，当时还醉心于新村主义的恽代英建议林育南在家乡办一所试验新村的学校。于是，浚新学校应运而生。校址就设在林彪的家乡黄冈县林家大湾后面白羊山的半山坡八斗湾的一座家庙里。林彪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1921年上半年，恽代英、林育南等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商量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并决定在浚新学校召开一次大会，来讨论和决定这一问题。1921年7月上旬，会议在浚新学校召开，出席者有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李书渠、李求实、林洛浦、廖焕星等24人，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并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准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

在召开这一会议时，林彪还不到14岁，自然没有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但是他仍然每天吃了饭就往学校跑，帮忙打打开水，做一些跑腿的事。没有什么事，就坐在一旁，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恽代英等，似懂非懂地聆听他们讲的道理。尽管此时林彪还不能弄清什么是新村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他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林育南、林育英、恽代英以及浚新学校的教员唐际盛、李求实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922年，林彪到武汉共进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另一位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等创办的，并且陈潭秋还在校中兼课。

1925年，孙中山逝世。林彪随同学在陈潭秋等领导下，利用召开追悼会之机，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陈潭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时，为了防止国家主义的“醒狮派”破坏，林彪组织同学护卫在陈潭秋的周围。由于各学校进步同学的努力，在蛇山大厅组织的孙中山追悼会和在阅马场举行的讲演，都取得成功。在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六月屠杀(1925年6月11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用机枪扫射工人群众，当场死数十人，重伤三十余人)中，林彪都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罢课，到督军府门口请愿等活动。

就是在这一年，林彪作为湖北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同他一起去上海出席会议的还有杨松。杨松曾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因病早逝。

1925年秋天，林彪中学毕业后便去投考黄埔军校。他又一次改名，这一次不叫尤勇，而叫林彪。由育蓉而尤勇是谐音，由尤勇而彪是义近。经过这么两次跳跃，林彪的名字便从文质彬彬化为虎气森森了。

在黄埔军校，林彪“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的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

聂荣臻于1925年9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一个月以后，林彪即随队参加第二次东征。到1926年3月入伍生团重新编队开始上课后不久，聂荣臻即离开军校。他们虽然同在军校，但接触很少。林彪很不活跃，既没有作为学员代表在大会上讲过话，也不是学校社团的积极分子。黄埔第四期有2000余名学员，在政治部工作，并不随队工作的聂荣臻很难接触到这位“不活跃”的林彪。

至于说到林彪“学习上比较平庸”，作为与林彪没有多少接触的聂荣臻或许是看到林彪的成绩单所下的评语，或许是听到林彪那个连的长官的反映。这使笔者联想到建国初期在军校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五分当教员，四分当参谋，三分当首长。”对这种民间顺口溜，不能把它当作几何定理那样较真，但它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些实情。学校分配毕业生时，成绩最好的自然留校，因此当了教员；成绩次好的由机关挑选，因此当了参谋；成绩一般的则分到连队，而部队首长往往是从连队开始，一个一个台阶选拔上来的。所以分到基层的，尽管大多数会在连、营、团、师各级因为升不上去而超龄，而复员转业，而退休，但确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升到宝塔尖，当了首长。这句顺口溜用在林彪身上，似乎也颇为合适。

两次枪走火：一次是林彪差一点打死人，一次是林彪差一点被打死

林彪从进黄埔军校起就同枪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领到的第一支枪是汉阳造的步枪。军校毕业后当见习排长，应当是佩带手枪了。他后来当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时，出入都有警卫，自己就不再佩带手枪了。

林彪一生中可能至少经历过两次枪走火。一次是他差一点打死人，一次是别人差一点打死他。

据文强回忆，林彪差一点打死人的那一次是在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入伍生团。林彪和周恩寿、文强、李运昌编在一个班，文强是班长。有一次，林彪参加射击后竟没有验枪。回宿舍后他把枪架在枕头后面。熄灯后，林彪在床上翻来覆去，使睡在邻床下铺的文强也睡不着觉。他看见林彪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但又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忽然，“啪”的一声，响了一枪！值星军官拿着手电跑进来问：“是谁在打枪？”文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值星军官拿过林彪的枪一闻，有火药味，再用手电照地下，子弹壳还在。林彪知道自己闯祸了，便承认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回来老惦记这件事，一摸枪，就走火了。”值星军官再仔细检查，发现子弹是从下往上打的，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洞。幸好，上铺没有人。原来睡在上铺的林伟俦喝水去了。林伟俦回来后，大家都说他命大。值星军官宣布第二天要关林彪的禁闭。值星军官一走，林彪就骂文强：“你这个湖南骡子，怎么落井下石呀？”说着就挥拳来打文强。文强还手。大家一面把他们拉开，一面说林彪：“这个九头鸟，好厉害呀，敢打班长！”从此，林彪便不再理文强了。直到南昌起义后向潮汕进军途中，两人才重归于好。

文强讲的这一段故事有两个疑点：一是据文强说，每天训练完了，学员要统一把枪放到保管室。林彪何以会违反规定把枪放到自己的床头？二是在文强和林彪打架时，据文强说，他把同自己在下铺打架的林彪打到上铺去了。文强哪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有这么两个疑点，对这段故事我们只能存疑。

林彪差一点被人打死的那一次发生在1929年10月间。当时，林彪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24日，他和党代表彭祜率一纵队到达粤北蕉岭。这件事就发生在蕉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纵队刚刚住下，当地党组织便派一人来联络，介绍当地的社会情况。林彪在文书欧阳毅住的房间内接待来客。房间内没有什么家具，只放了一张床。林彪、彭祜和来客坐在床铺的一边谈话，文书欧阳毅坐在床铺的另一边负责记录。当时，欧阳毅把自己的手枪放在枕头下面。那位来客一面同林彪、彭祜谈话，一面顺手从枕头下面拿出欧阳毅的手枪，好奇地摆弄。谈完话，那位来客还坐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枪才走。欧阳毅只顾忙着整理谈话记录，对来客的动作并没有在意。

送走来客后，欧阳毅把整理好的谈话记录交给林彪和彭祜看。林彪正在看记录，欧阳毅发现自己的手枪挪了地方，便拿起手枪来检查。他万万没有想到来客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把子弹鼓捣上了膛。他无意中扣了一下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枪走了火，子弹出膛，从正在看记录的林彪的耳旁擦过。林彪吓了一跳，站起来捂着自己的耳朵说：“好响呦！”欧阳毅更吓了一跳，凑过去一看，林彪的耳朵被烫红了。如果子弹再往里偏一偏，后果不堪设想。彭祜有点后怕地说：“真玄啊，差一点又死一个司令！”他指的是24日在闽粤边界的石下坝战斗中牺牲的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

听到枪声的政治部主任谢汉之跑进屋，一看有惊无险，不禁冲着欧阳毅调侃地说：“多危险啊！差一点死两个司令。一个是敌人打死的，一个是你打死的。你还不得坐班房！”

林彪并没有吭气。原来欧阳毅还准备着挨他的批评，但林彪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是他想起了初进黄埔军校时的往事，便对吓坏了的文书不再计较了吧！

林彪身材弱小，灵敏度也不强，碰到危险的时候，经常是躲为上策

林彪身材弱小。据聂荣臻回忆，1933年3月21日，在第四次反“围剿”进攻草台冈的前线，战斗正激烈进行，敌人的飞机不断扫射投弹。这时，林彪正在一个山坡上写作战命令：“一个炸弹下来，汽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我和(七师师长)彭雄也被吹倒在地……”看来这颗炸弹扔得离林彪所在地很近。聂荣臻和彭雄被吹倒，而林彪则被吹到山坡下。比较起来，林彪应该说是弱不禁风。

林彪身体的灵敏度也不强。长征期间，红军在泸定休整三天后，继续北上。林彪随前卫一师行动。一师翻过海拔3200米的二郎山，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距离芦山县城十几里的地方要过一条河，需从河上的铁索桥通过。这一道铁索桥比林彪已经走过的泸定桥要小得多。但一师是从大渡河右岸北上的，并没有走过泸定桥。因此这是一师渡过的第一道铁索桥。由于大家没有经验，前卫的战士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在一师的队伍中，走过泸定桥的只有林彪。因此一师的指战员们都想让他作示范，看看他是怎么过桥的。据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不料他(林彪)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结果林彪第一次也没有过去。不晓得他过泸定铁索桥时是怎么过的。”笔者认为，泸定桥比较大，也比较重，晃动比较小，而这一道铁索桥却比较小、比较轻，晃动比较大，这恐怕是林彪能过泸定桥，而难过这一道小铁索桥的缘故。

当林彪碰到危险的时候，经常是躲为上策。1948年12月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河北蓟县孟家楼。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将林彪房前的哨兵枪杀了。同林彪住一个院子的秘书谭云鹤听到枪声，连忙赶到林彪的卧室。林彪不喜欢睡热炕，而是把行军床支在炕上睡觉。谭云鹤到炕上一摸，没人。忽然，他听到林彪小声在说：“谭秘书，我在这里呢。”谭云鹤循声找去，原来这位百万大军的统帅听到枪声后已经下炕蹲在房门后面的旮旯里了。

进北京以后，有一次林彪乘车到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京剧。散场后，他随人群往外走，到门口一看，接他的专车还没有到。面对如潮水般散场的观众，他怕被认出来，便退到大门的廊柱后面，那里灯光照不到，有一片阴影。他便悄悄藏身于阴影之中，直到车来。

如果躲不了，林彪有时也会惊慌失措。

1936年6月，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开学，林彪是校长。21日，驻石湾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部突然南下，袭击瓦窑堡。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仓促撤到瓦窑堡郊外。第二天，增援部队红二十九、红三十军赶到。林彪和罗瑞卿一道到瓦窑堡郊外一座山上观察敌情，看看能不能收复瓦窑堡。此时，产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一插曲是罗瑞卿对他的女儿点点讲的。

出发时，林彪和罗瑞卿都骑着马。他们怕暴露目标，早早地就弃马步行。一面弯腰屈膝慢慢朝前走，一面仔细观察。突然，一排冷枪打了过来。罗瑞卿立即卧倒。这时，他看见林彪应着枪声扑倒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的地方，就听到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锐又凄凉，完全变了腔，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他以为是林彪负了伤，不能走路才大喊要马。但是，马不能牵过去。因为那样目标更大，更危险。于是，他就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没有，完全是一场虚惊。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身材弱小，并不机灵，遇到危险就躲起来，有时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的林彪，却指挥了平型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中的许多漂亮仗。打起仗来，被毛泽东誉为“又狠又刁”。脆弱和坚强就这么奇异地结合在林彪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