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成都，穷人靠什么活下去

王兴

一百年前的成都，穷人靠什么活下去

2017-12-17

那些衣衫烂缕的乞丐在城市中流浪，精英们认为不符合省城的“示范”地位。要塑造一个“文明”的城市形象，就必须让乞丐从公共场所消失。

怎样解决贫困始终是城市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地方精英总是将慈善活动作为自己重要职责。地方慈善机构也有着很长的历史，为现代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从1903年到1906年，随着城市改良的进行，成都地方政府为穷人设立了很多机构，虽然这些机构的作用是有限，但也的确帮助不少人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晚清成都设立的“苦力病院”有300个床位，主要为生病的苦力提供医疗。除此之外，还成立了“老弱废疾院”，可接收一百多病人。

警察通知各轿行、力行、鸡毛店等，如发现任何无家可归的人或生病的苦力都应该被送进医院，他们可以在医院得到帮助以缓解他们的病痛，如果是鸦片吸食者，则帮助他们戒毒。

晚清时期建立的大多数慈善事业在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下来。

晚清成都城市改革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清理街上的无业游民和乞丐。据传教士J·维尔（J. Vale）的描述，一项新的规定授权警察可以逮捕任何一个在街头流浪的人，该传教士将这称之为“革命式”的行动。

那些无家可归者被送进了工场，被遗弃的小孩也送进了孤儿院。有些人看上去像乞丐，但实际上他们能够打工自食其力，则允许他们自谋生路。

警察局把旧日的寺庙和粥厂改建成教养工场，安置乞丐，让他们在那里自食其力。1905年成立的一个工场，专门收容穷人和乞丐，不仅教他们劳动技能，必须对他们实施教育。建于同年的“迁善所”承诺给犯过较轻罪行的人再就业的机会。



成都乞丐教养所

1906年，警察局又在东门和南门建立了两个乞丐工厂，半年时间先后收入一千五百多名乞丐到厂做工。

几乎在同一时期建立的“幼孩教养工厂”可以容纳一千名无家可归的孩子。6岁以下的儿童由保姆照顾，6～14岁的孩子则教以识字习算及浅易能谋生之手艺，满14岁后便令出厂自谋生路。一年的时间内，教养工厂便收容了五百余名流浪、行乞的幼童。

我们对工厂的内部详情知之甚少，但传教士J·维尔在《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的报道中，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内部管理、收容者的生活状况的详情。


被收容的小乞丐
这些乞丐一进工厂就会得到一个编号，头发剃成“两边留有两指宽”的发型作为标志，以防他们逃跑和便于日后识别（另一种说法是，他们的头发被剃成“鞋底形”）。不过从传教士H·依洛特(Harrison Elliott)在1906至1907年在成都乞丐工场所拍照片看（见上图），上述的发型不是很准确。

他们所穿的衣服由军服改制，夏季衣服袖口及肘，裤腿只到膝盖。这种特别的样式既是为了便于他们做工，也可以防止这些服装被偷卖。被收容的乞丐要求从事室内和室外的劳动，在室内劳动一般是做草鞋和织布。

被收容的乞丐幼童在工场织布
被收容的乞丐幼童在工场织布
室外劳动则分“公”、“私”两种。公共工程包括木工活和石工活，他们要训练怎样修房屋、围墙、挖水沟和铺道路等，特别是他们要被派往那些官方修建工程项目。

为私人服务包括为家庭、店铺提供的各种体力劳动。遇有婚丧嫁娶等大事，一些家庭需要帮手时，他们会到工厂来雇帮手。

雇用乞丐帮忙已成为成都的一种传统，在过去的成都，每个家庭都可以直接在街上雇乞丐来为这些活动打粗工。但在新的规则下，当市民有不时之需，只能同工厂联系。

室内劳动者一天两顿稀饭加咸菜，在外面工作的人可以得到一份额外的干饭。监工每天早晚点名，以防止逃跑。每人十天剃一次胡子，洗一次澡。

实际上，收容乞丐为警察提供了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私人雇佣乞丐只需付给相当于一般雇工的百分之七十的工钱。当他们为公共事业出工时则付得更少，只有正常工资的百分之四十。

成年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每十人安排一个工头来监视。工场有工作表，记录每天在外面工作的人所挣的工钱，在厂内工作的人所生产的产品数量。

一个乞丐进入工场三个月后，计算他挣钱的总数和他所生产产品的价值，扣除吃穿所用，剩余的钱就交还给他们，让他们出去自谋生路，他们可以用这笔钱作为做小生意的资本。

被收容的乞丐幼童在工场打草鞋
被收容的乞丐幼童在工场打草鞋
从工场出去又没有寻求或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有可能再被抓回去。警察局留有他们的照片，以便日后确认身份。

消除街头穷人已经成为警察的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因为他们确信这样至少可以带来三个好处。

第一，可以稳定社会治安。精英们始终认为，穷人是造成偷盗和抢劫等社会不安因素的重要原因，若能解决好穷人的问题，就能够为推进社会治安创造条件。

第二，可以改善城市形象。那些衣衫烂缕的乞丐在城市中流浪，精英们认为不符合省城的“示范”地位。要塑造一个“文明”的城市形象，就必须让乞丐从公共场所消失。

第三，有利于改善穷人本身的处境。城市管理者声称，让这些穷人在工场里劳动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们提供住宿，还能让他们学到一些劳动技能，以便将来自己谋生。

当然，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就会有良好的结果，受益者并不一定就会接受这种好意，更不用说所谓的“受益”经常只是一厢情愿。我们发现，大多数乞丐并非欢迎这种变化，迫使他们短期内改变已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抵制。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过去乞丐虽然什么也没有，但他们还有利用城市空间的自由；但在城市改良推行之后，他们失去了这种自由。传教士在提到那些被收容的乞丐时，用的词都是inmates，即监狱里的囚犯，因为这些人都是被强制收容的。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部分目标，成都的确在20世纪初建立了新的公共秩序。正如传教士J·维尔所赞赏的：“目前的警察组织和运作比旧的十户联保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使相关的人都感到了满意。”

他相信成都人“肯定会认可这个制度，他们很快就会感觉这个制度的优越，并意识到警察处理哪怕是小事也很有效率。而在旧制度下，一般至少需要一周或十天时间，但现在每个案件在立案当天就开始处理了”。他也注意到街道变得更安静和整洁，“由于警察夜巡，偷窃事件也因之减少”。

很难说J·维尔的看法是否能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想法。即使不可否认地城市管理者取得了一些成就，J·维尔作为西方传教士，自然欣赏大多数这类西式改革，总是看到它们的积极方面。

然而在西方传教士赞赏城市警察控制的同时，他们也显示出了自己的文化偏见。他们认为，“在这个不珍惜生命、虐待盛行的国度，必须推行一定的法规。”因此，他们欢迎这个“中国生活中的新因素”。

其他来成都的外国人也有类似的印象，在日本人山川早水看来，与他已经旅行过的其它城市相比较，改革无疑改善了成都的市容，成都的街道，至少主要街道整齐干净。来过成都的外国人都有类似的观感，“城市干净整齐，警察有效率”。

虽然如此，任何变化都会带来诸多反应。当城市管理者努力限定什么是下层阶级可接受的行为时，他们的意图并非轻易为人们所认可。而且他们的措施侵扰了那些缺乏地位和资源人们的生存。

当政者的成就，经常并没有给下层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或欢乐，尤其对依靠街头为生的人而言就更加困难。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对街头的使用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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