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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珍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3-12-18 10:13:00
协和妇产医生：知识女性对身体了解度也不到5%
13-11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一名妇女走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再生育咨询门诊。CFP供图
10月30日，上海，300位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康复志愿者在“海洋”中尽情游乐享受海洋球浴。该活动旨在唤起全社会对乳腺癌患者的关爱。
11月22日，安徽省淮北市，一家医院的护士在新生儿病房内护理新生儿。
小妍走进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容。她和陪同的女伴说着俏皮话，两个人互相捏鼻子、做鬼脸。
病历上的年龄：21岁。
接诊小妍的大夫也只有20多岁，头发短得“扎手”。宽大的白大褂下边，晃荡着膝盖戳破洞、裤脚磨出毛的牛仔裤。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两位年轻的姑娘，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竞速。小妍已经被“死神”盯上，却毫不知情；而小大夫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劲头，死死拽住了小妍的生命线。
这场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急诊室的相逢，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当初“像个嬉皮士一样”的小大夫张羽，早成了副主任医师。她后来遇上过无数小妍、小美、小丽，她们都一样年轻，也一样恨不得嚼着口香糖，说说笑笑，糊弄着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初的小大夫如今很有能耐，她会接生，会治病，做得了人流，也切得掉肿瘤。只是在发觉自己能做的事越来越多时，她心里的憋闷也越来越重。
“你了解剖宫产的风险吗？”面对不愿自然分娩的产妇，她问。
“你知道宫外孕会死人吗？”面对浑然不觉危机的患者，她问。
“你能说出几种避孕措施？”面对一脸稚嫩的少女妈妈，她问。
协和妇产科的一席之地，给了张羽一个切口。当大量女性真正面对自己身体的问题时，像当初的小妍一样，年少的茫然，年长的无知，透过这个切口，张羽都看在眼里。
对她来讲，人生中最难醒的“噩梦”，就是看见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女性，遭受本可以避免的疾病伤害。而眼下，她觉得生了病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还有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许多本该双方都知晓的事，却只有医生知道。
“大医治未病。”张羽说，“很多悲剧其实都不必发生。”
从未忘记那个被环境压力和医生失职共同杀死的女孩
悲剧差一点就发生在小妍身上。
这个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姑娘称自己痛经，原来的止痛药不管用，要求新开一种就好。可小张大夫刚坐上诊，哪肯就此了结，非要按原则一一来问。
“结婚没？”小妍否认，她瞪大了眼睛反问医生：“我像结了婚的人吗？”
张羽回忆，那时的小妍学生模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战士”。这位小大夫一边暗自揣测自己是否显得傻帽，一边却又硬着头皮问，“有过性生活吗？”
这一问，连年轻的张羽自己都脸红了。可直到她把小妍的同伴支出诊室，小妍依然坚称，没有。
“刻意隐瞒病史会造成医生误解，尤其是向妇产科医生隐瞒性生活史。”张羽解释道。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在十几年前，未婚人士对性行为都是极度在乎的，就诊时，也不会告诉大夫。从妇科老师那里，她还听过一个特别残酷的故事。
80年代初，妇科老师的一位女同学肚子疼去看内科，医生觉得像宫外孕，可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在当时，让一个未婚女孩去验尿看是否怀孕，本身就是极大侮辱。所以医生不敢坚持，辅导员不敢多问。女孩住进校医院的病房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凉透了。
尸检的时候，腹腔里全是血，这才确定她死于宫外孕。
张羽和小妍相遇时，中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认识已经宽松不少。这让张羽觉得庆幸，当小妍对她这个问题一劲儿摇头时，她虽然怀疑而气恼，却没有放弃。因为在详细的询问之下，她始终觉得，小妍的症状，很像宫外孕。
几乎是连哄带吓的，她才说服小妍去做B超和尿检，为了保全这个小姑娘的面子，她还特意隐瞒了尿检其实是HCG妊娠试验。
结果，化验单证实了张羽的想法，一个红色的、大大的加号表示，小妍怀孕了。
十几年来，张羽不断面对这种“名誉与生命的较量”。她和她的同学也从未忘记过那个被环境压力和医生失职共同杀死的女孩。在她看来，医生能做的是不能“单纯地、全盘地、一厢情愿地相信病人”，而病人，至少要对自己的身体懂得一二。
小妍就并非一无所知。面对化验单，她垂下眼帘承认自己“有过一次”。但一瞬间，她的小嘴又撅了起来，把“安全期避孕”的方式讲得头头是道。但这些信息，大多是“听宿舍同学说”和“书上说”。
张羽发现，过去，被医生问到哪天来月经，女孩子们常常眼睛往上一翻，“不知道”。“现在有‘大姨妈’软件，不翻眼睛了，改翻手机了。”她希望年轻女子都能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姨妈”该来的时候不来，该走的时候不走，你就得提醒自己，该去医院了。
有些女孩来找她看病，还没结婚，已经人工流产四五次，被问及避孕，瞪大眼睛，一无所知，张羽觉得“心疼”。也有些女孩，能说出不少门道，可信息都是错的。
因为无知，相同的伤害一轮又一轮在重复
这位女医生很想找人说说这些事，“就像积攒了很久，憋不住了。”张羽说，“有种倾诉的欲望。”
让她不吐不快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作为医生，如果她一上午一口水不喝，一趟厕所不去，不闲聊，也不离开诊室一次，那么她最多能看20到30个病人。每天，她说重复的话，解释重复的病情，做重复的手术，“尽了全力”。但病人还是那么多，“类似的伤害一轮又一轮滚动在不同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的女性身上”。
她最初选择了博客。2010年12月27日，张羽开写 “协和妇产科那些事儿”。起初，她只是写着玩儿，点击量也不高。但写到第五篇、第六篇时，已经有出版社来找她。
比如发病率百分之一、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的宫外孕，张羽把所有最典型、最可怕的病症和危机都写进了小妍的故事里。事实上，小妍只是她记忆的一个缩影。
“那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存在虚构病情和编造。只是出于保护病人隐私和文章架构的考虑，进行了艺术加工，把发生在多个病人身上的事用一个故事讲了出来。”张羽说，她希望自己能脱下白大褂，摘掉大口罩，放下听诊器，“走”到病人的面前，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事”。
2013年，这本《只有医生知道！》出版。“哪怕你是一个知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也可能不到5%”。这句话，写在书的封面上。“5%”被放大、加粗。
“我一直在探索一种小说式的写法。”张羽说，所以在这本书中，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确定的某一个人，而是更多有着相似经历的人的缩影。在读到小妍的故事前，刘悦因为避孕失败，时机又不成熟，刚刚选择放弃了人生中第一次怀孕。这位25岁的上海白领，拥有研究生学历，曾在国外生活了六七年。她原本觉得，关于女性健康，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足够，但当她在书店里看到那个“5%”，惊讶之余还是“不由自主地掏出钱包，买书！”
“我读得心惊肉跳。”刘悦说，特别是当她看到小妍自信满满地讲述自己的避孕措施时，她觉得，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经过三四个回合、涉及几十项科学数据的问答，张羽终于让小妍发出了轻轻的尖叫声。“太坑人了！”这个姑娘掩着口鼻，皱着眉头，瞪着张羽说，“关于避孕，这些知识我怎么从来没看到呢！”
如果仅仅是避孕失败，那么小妍和张羽的相遇，将会到此为止。但仅仅在一小时之后，这个姑娘发生大出血，已经昏迷，需要马上手术。
张羽冲回宿舍，借钱垫付了费用。而闻讯赶来的小妍男友“在生死面前被吓傻了”，这个同样20出头的大男生根本不敢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但因为情况危急，张羽的上级医生车娜决定立刻手术。
这个决定风险很大，家属很可能状告医院，张羽和车娜都将承担法律责任。但“救人要紧”，张羽回忆，当时的车娜已经拿起了手术刀，她叮嘱张羽通知小妍父母，让医院做好备案，最后放下一句“管不了那么多了”。
像拧紧水龙头一样，小妍出血的输卵管最终被手术钳关死了。她的血压开始回升，心率开始下降，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平稳地显示在电子监护仪上。
“那一刻，整个世界静止了。”张羽后来写道，口罩背后，她的脸上全是眼泪，“那种成就感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和比拟的。”
当小妍清醒过来，看见最后关头才知情赶来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做错事了”。而小妍的父母不仅将手术费用悉数归还张羽，更马上补好了“知情同意书”的签名。
在张羽看来，这件事影响了她日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作为一个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小医生，她遇到了通情达理的病人，被高水平的上司指挥，和得力的同事合作，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因为这场相逢，小妍和张羽成了“一生的好友”。又过了几年，张羽亲自主刀，从小妍肚子里“捞”出一个健康的女婴。后来，张羽自己也当上了母亲，她为女儿写道：“记得珍爱生命，永远不要害怕，只要回到妈妈身边，一切都有办法。”
她更加不希望，那些因“脸面”而酿成的悲剧，再度发生在任何女孩身上。
“她想用她有限的气力喊出来：‘救救她们，救救你们自己！’”一位女性读者在书评中写道。
有一种悲哀是“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然而有时张羽也觉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当危险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却被随意地忽略掉的时候。
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医学殿堂”。“全国人民上协和”，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协和医院的医疗资源极度有限，不仅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也是一样。因为病房床位、手术台、麻醉医生、器械护士、巡回护士的数量都有限制，医生根本不可能随时决定何时给病人手术，医患双方都得等待。
在医院做主治大夫的时候，张羽会打电话向病人通知手术已经排期——除非特别幸运，否则这通常是经过漫长等待的结果——她会马上听到欢呼和感谢，但有些病人的反应则比较特殊。
有的病人家属问，“孩子公司有重要活动，决定未来前程，能不能改期？”也有的病患声称“身体不适”，想要等几天。甚至还有人翻看黄历，看到“黄道吉日，最宜动土”，便要求医生在那天安排手术。
遇上这样的情况，张羽会直接说“对不起，绝对不行”。听到这话，大部分人还是会“乖乖上医院”。但最让她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直到病很严重了，才想到看医生。
2009年的一天，张羽正在协助一位教授上手术。在她的刷手服兜里，手机突然发出了连续不断的震动。
“我们把手机偷偷放在刷手服裤兜里，并且调到无声状态，下手术第一件事就是看短信、看未接来电。”张羽解释说，领导打来，得赶紧回拨，执行“指示”。要是家里有事耽误了，作为平常就顾不上亲人的医生，“那种内疚和悔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电话打回去，求助的是她的发小梅花。梅花的舅妈一个月前在老家做了妇科手术，打开肚子之前，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复发，打开肚子之后，医生又说瘤子是恶性的，切完了还需要化疗。一家人立即陷入恐慌。
从梅花那里，张羽得知，她舅妈的子宫肌瘤已经耽误了好几年。她来月经总是大量出血，连路也不敢走，人脸苍白得像纸片。这样的异常情况，她自己压根儿没在意，舅舅也只是冲红糖水给她喝。
张羽感到又着急，又愤怒。根据她的了解，子宫肌瘤是成年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国内尸检结果统计，30岁以上的妇女中，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长有子宫肌瘤。而国外的尸检资料甚至显示，50%的女性都有子宫肌瘤。张羽从医十多年，协和医院妇产科所有住院接受手术的病人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是子宫肌瘤。
“这些信息知道的人太少。”这位女医生感慨，一些肌瘤会和女性“白头偕老、相安无事”，但当瘤子在短时间内迅速长大，或出现影响月经、大小便甚至生育的情况时，“就成了定时炸弹。”
梅花舅妈的子宫里，就真的埋着这样的“炸弹”。最初医生建议手术，但舅舅“听别人说”一些建议，没有同意。
张羽听完就急了。她解释说，专业人士对病情的转述都可能有误差，更别提没有医学知识的所谓亲朋好友。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决策都要建立在医疗资料准确的基础上，病人亲自表述，医生亲自试、触、叩、听，还得加上化验、B超、核磁、CT。
“‘求医’是你得把自己送到医生面前。我们不能到大街上拉住你问，你多久不来月经了？”张羽半开玩笑地说。
她经常会很纳闷，为什么病人不愿意听一个专业妇产科医生的，却愿意听一个邻居的话。但事实总令她失望，“老百姓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因此，她最反感的就是“听别人说”这句话，很多病患就是因为相信“别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打仗到战场，看病到现场！”
但她也自我反省，耽误治疗也有可能是医生没解释清楚。但不少医生太忙了。要坐门诊、出会诊、做手术。有时一上午几十个病人排队，每人平均几分钟。问病史、做妇科检查、开B超、看B超，还要做出诊断并给出治疗意见，时间已经不够用，更多的解释可能“根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并且，病人的素质和知识层次差别很大，有时，即使医生解释说明也充分告知了，但病人就是没听懂。在张羽的记忆中，就有曾经把宫颈癌拖到晚期，直到各种病症都严重到无法生活，才去医院诊断的病人。
直到出血越来越厉害，血色素掉到正常女性的一半时，梅花舅妈才不得不接受手术。肌瘤复发后，她又经历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因为误诊为癌症，医生切掉了她的子宫、卵巢等“妇产科全套东西”，尽管伤口已经愈合，但她拒绝洗澡，每晚哭泣。
“病人身体的伤疤早长上了，但心灵上满是鲜亮的刀口。”张羽说，在安慰舅妈不用化疗之后，她隐瞒了老家医院误诊的真相，因为在她看来，既然结果已经不可逆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快乐生活比公平正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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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8 10: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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