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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4日
不知不觉之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整整两年了———2007年7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9月转化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终于云雾渐散。今年10月起,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世界经济走过了一个深刻的周期。主要依据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开始出现好转,企业利润和制造业景气程度都处于上升态势。
这些迹象是否预示全面的复苏?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判断,将影响下一步的政策选择,也影响着百姓千家万户的“过日子”规划。11月19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专题会议,来自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海关学院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诊脉”,对中国经济在2010年的表现作出预期。
上海经济学人初步判断:“改革”将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内容,而调结构、稳增长、扩内需,会是明年的“主调”。
与会专家: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振华、周国平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潘英丽、费方域、周继忠复旦大学教授:陆铭上海海关学院教授:石良平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赵晓雷同济大学教授:陈飞翔
美国未稳世界仍忧
有复苏迹象,但企稳基础不稳。这是与会专家高度一致的看法。专家们用“打了退烧针把高烧压下去了,但炎症没有消除”来比喻各国政府联合出手救市的成果。
美国某些经济指标的向好并不能认定为是已经摆脱经济危机的确切信号。直到目前,各国经济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美国至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中国扩展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等等。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主要体现在造成此次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金融体系本身还未得到完全的修复。当前美国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流动性、美元贬值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这些都将可能是导致未来经济波动的不安定因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援引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希勒的观点,认为在美国当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工资水平冻结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出现先抑后扬的变化态势是不正常的。由于美国失业率仍然处于高位,之前学界所预期的“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变成了“失业式增长”,这种反常情形无法让人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抱有足够的信心。
基于以上态势,专家们作出基本判断,全球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已经见底,但要断定其已经真正回暖还为时尚早,这实际上要取决于世界各国采取的政策联动的效果。预计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到2010年应有再次回落,而不会持续反弹。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方域风尘仆仆从机场赶到会场,带来了最近几次重要国际会议的信息:国际上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有“后危机”和“危机后”两种不同判断,前者认为危机尚未结束,而后者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但普遍仍然存在对“有毒资产”的能量并未完全释放,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有“二次探底”的担心。观点不谋而合。
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调结构、稳增长、扩内需”,与会学者们用这九个字概括了对经济政策方向的建议。
其一,中长期内,中国应将重点放在结构调整方面。首先,学者们普遍对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干预的发展模式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应当来自经济自身活力的激发,而这种活力主要来自于私营经济。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坚持改革道路,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资源配置,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继续刺激消费需求的提高,转变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居民消费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这样既能安排人员就业,又能创造消费需求。
其二,短期内,中国目前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不宜有过度调整。由于当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持续健康的复苏已经到来,因此不宜很快将工作中心由“保增长”转移到“防通胀”上面,“稳增长”应是最佳的选择。
其三,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既能促进当地GDP的提高,又能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压力,同时还能产生财富分配效应,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其四,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缓解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对消费刺激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应该是一个好机会,不能再让它流失,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作为出口大国首当其冲,这就逼迫中国的外贸企业要提高劳动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展技术创新,或者转而开拓国内市场,这都是经济转型所要求的”,赵晓雷教授强调,经济转型不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是一种市场进程。政府应该是管社会制度建设,提高制度供给弹性,提供一整套健全有效的社会制度以约束微观经济行为,目的在于减少经济运行的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民营小企业在安全生产、金融信用、对外贸易谈判中确实有缺陷,但这应运用法制去管理,而不应将其挤出市场。
警惕数据指标误读
“我曾在统计局工作,但现在我主张不能仅用CPI作依据”,上海海关学院教授石良平教授的观点,不是质疑统计数据不准确,而是指贫富差距扩大,只看数据将影响真实判断。周立波海派清口《笑侃30年》中讲的一个小案例可以作为佐证:“周立波”家住房50平方米,“关栋天”家住房100平方米,统计数据就是两家加起来除以二,平均面积75平方米,“周立波”家莫名其妙多出来25平方米。如果以平均数为基准来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在贫富差距大的情况下,就可能误判,并造成新的不公平,从而加剧“马太效应”。
石良平教授说,此次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特点在于联合干预,但是其结果却与预想存在不一致,即出现了房地产价格、股票指数、财政赤字和失业率的同时上升,这种奇怪的情形,正是由于经济危机拉大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有钱人特别有钱,而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富人大量多出来的钱就投入了能够“钱生钱”的领域或紧缺资源上,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没有太大变化,因此主要统计吃穿用消费的CPI数据就难以真正反映整体物价水平的变动,从而给经济走势判断和政策制定摆下了“迷魂阵”。
刺激消费尤须加油
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专家们还总结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不足的其他重要原因。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教授潘英丽强调了资产价格泡沫(如房产等)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替代效应,可能会造成资产价格上扬而消费物价指数下滑,从而直接导致内需不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指出,中国当前的劳动增长率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原因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比例太小。加上中国金融制度的落后,居民除了获得工资性收入之外,很少有渠道能享受企业成长带来的经济利益。刺激消费需要增加把投资重点转向人力资源的力度,同时让金融市场发挥作用。
明年政策不应方向性变动
对于国内形势,学者们总体判断比较一致,即短期内总体运行态势良好,但中长期形势不明朗,甚至可能堪忧;差异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应对措施上。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赵晓雷给出了一组预测数据:从总需求角度分析2009年下半年经济态势,投资需求比较旺盛,消费需求稳定,政府支出比较大,只是净出口是下降的(2009年10月出口同比下降13.8%),尤其是工业在恢复增长,2009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为2008年3月以来的最快增长,而工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43%左右。所以,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应该回复景气区间,GDP增长率会比2009年高。
就中国在近期是否会遭遇通胀的问题,赵晓雷教授特别指出,价格指数微降反映经济的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他不支持近期内会发生通胀的预期。对此,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有近似观点,通货膨胀问题在明年可能不会很突出,但根据历史统计资料,M2的增长率与12个月后的CPI走势高度吻合,因此值得担心的是2011年。陈宪教授认为即便存在3%-4%的通货膨胀,这对于当前仍然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都不值得过于担心。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周继忠对这一点表示了赞同。
陈宪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拉动,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和外贸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中国的经济复苏之路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民间资本不能得到充分调动,这一复苏的过程将难以持久。与会专家大多赞成这一观点,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飞翔从中国开放格局和变化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同时表达了喜悦和担忧: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但对外直接投资上升;中国的出口数量下降,但出口商品的质量不断提高;中国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制度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由于经济回复景气的基础仍不稳定,加之政策稳定性的需要,专家们建议,2010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应有方向性变动,但可以作结构性微调,以适应经济状况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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