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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04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刊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文章《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文章说,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海内外就“中国模式”发生很大争论,已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中国模式”是客观的,重要的是把客观存在的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政治化或者道德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需要在自我改进完善。
文章摘编如下: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共识。总体上看,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的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在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
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给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他们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概括地说,尽管他们对“中国模式”作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
与此相对,第二种观点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他们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桔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他们看来,桔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桔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桔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是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介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等等。
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模式需要自我改进过程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就是说,任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权利去看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的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到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尚有的不足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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