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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7 1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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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个甲子的《实用内科学》
——陈年往事散记
文/潘孝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教授 第14版《实用内科学》常务副主编
《实用内科学》走过了一个甲子, 在近30年, 我有幸与巨著一起, 为求新而走过曲折之路, 漫长路上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令人深思, 现介绍给读者,希望也能给大家以启迪。
正谊, 明道, 不谋利, 不计功
我们医学院的师生都熟悉医学界的泰斗, 先贤颜福庆教授为学校订的校训,即“正其谊而不谋其利, 明其道而不计其功”, 这一校训教育了几代人。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追逐利益是人之本性,而该校训则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控制利欲,弘扬从医从教者以“正其谊”“明其道”为己任,历来哲学家与文学家对于“追利”与“不谋利”的论述从未中止,笔者绝无水平去谈论它,只是想通过我所知的小故事来证明医学院的几代人是怎样来回答这一千古难题的。
20世纪50年代许多大学都重立新校训, 国人对此乃颇有微词, 认为像“团结”“奋进”之类的词,谁都适用, 缺乏个性,但依个人之见, 我校新校训中的“严谨”“求实”二项仍十分可取。
从1983年底我参与第8版《实用内科学》的筹备工作算起, 到今年出版第14版为止的30年中, 共经历7个版次的更新, 在这期间有一些让我记忆犹新的往事, 很值得一提, 这些故事会启发我们考虑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些精神就包括“正谊,明道”,“严谨,求实”,“不谋利”及“不计功”。
接受前30年的传承
前后30年理应一脉相承, 前30年的往事, 我虽未亲自经历, 但经回顾,我发现前30年事是故事的上集,我要讲的是下集,上下两集通过主线,紧密联系。
众所周知第1版《实用内科学》是由一级教授林兆耆于1952年主编并出版,作者中包括三位一级教即钱德、吴绍青和杨国亮, 还有众多名教授, 回顾50年代, 有的专家诚惶诚恐地逃过“反右”的一劫, 不久则听说某某教授被内定为右倾, 继而我们又在校刊上看到我们所崇敬的教授被当成“白旗”给“拔”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们仍不忘《实用内科学》的修订, 1966文革前共修订四次(大规模改写是3次,即第3、4、5三版),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 是不可能在这特殊年代做如此大量的工作。
十年浩劫中, 想看书难, 找新书更是难上加难, 不知是哪一级领导的意图, 决定编纂第6版《实用内科学》, 写作班子仍由众多名教授组成, 他们被集中到北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商讨重写巨著的计划, 实际上这批专家那时还个个惊魂未定, 部分人还刚刚放下扫厕所的扫把不久, 所有人都多年不读文献了,要写这么一部大书, 除需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之外, 还必需“恶补”业务, 重新充实。经过1年多时间的艰苦编写, 终于拿出了第6版, 书共一册, 但字数远多于第5版的124万字, 达202万字。没有人署名, 而且前面几页都是毛主席语录, 借以证明这是一本“革命”之书。
1978年全国开始“拨乱反正”, 医学界自不例外, 专家们筹划更新《实用内科学》, 出第7版, 林兆耆教授理所当然地继任主编, 当时框定新版的字数是300万左右, 这个数字让老人承受了过大的压力, 以致他整天担心这“300万”,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对此笔者感到最值得我们崇敬的是他的严谨, 因为他过去主持的数版, 他会审阅每一章节, 逐字过目, 面对如此庞大的几百万字, 他该如何工作? 一时找不到答案;再则, 大内科的分科趋于细化, 每一专科又有许多“子”学科, 医学知识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 这些都会体现在本书中, 主编如何应对? 当时也难回答。林老一直处于困惑之中, 此时共同主编戴自英教授只好负起更多的责任。组织专家写稿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当时的作者人数已超过200人,分散在各单位,所以要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班子来负责组织稿件的编写。稿子收齐后, 主编, 副主编及编委必须进行总审, 这段任务更为艰巨,因为除部分“大牌作者”外, 大部分作者交出的稿件只能算是“半成品”,必须通过总审, 视其是否符合《实用内科学》的宗旨, 如发病机制部分是否掌握好“尺寸”, 避免像专科书那样无拘束地表述, 治疗部分是否实用, 是不是结合国情, 临床表现部分是否应用了国内最新资料, 诸如此类的“把关”, 费时良久, 除专业内容外, 对文字还需修饰, 通过如此从多的“工序”, “半成品”才可变为“成品”, 然后交出版社加工。要做好如此繁重的总审, 务须减少干扰, 离开喧嚣的上海, 找一个僻静之处, 静心修稿, 以保证“成品”质量, 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主编费尽心思, 首先是这笔费用从何而来?为此, 戴教授与某省领导达成协议, 即我们专家为他们提供体检及疾病咨询等业务, 而他们则在庐山提供一住处, 负责大家的吃住, 为时两个月。
当年的副主编陈灏珠教授于1979年夏随戴老上山, 他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题为“苦中甜”,全诗可在第14版《实用内科学》中的纪念文中读到, 此处摘录几句:
著书贻后学, 山舍暂为家。
斗室齐伏案, 不觉鸟喧哗。
奋笔流汗水, 解渴有山茶。
餐桌常无肉, ……………
仅此数句, 足以勾画出当时工作之艰辛, 专家们的勤奋, 也折射出他们的精神境界。
1979年9月总审队伍下山, 1981年第7版问世, 首次分为上下两册,字数超出预计,达410万字。
淮阴古城内的三个月
《实用内科学》的前30年就这样随着国家前30年的命运,共同起伏。
1983年底《实用内科学》编委会决定进行第8版的筹备工作, 当时大家有一个共识, 即我们应该像“Cecil Internal Medicine”一样, 每4年再版一次, 如前所述, 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 极大地推动着临床医学的发展,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4年再版一次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开始创造条件使之逐渐走上这一轨道。林兆耆教授担任第8版名誉主编,主编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戴自英教授一人身上。
戴老坚持走庐山之路, 这次由淮阴市医界安排, 让我们在当地举办进修班, 所收的费用用来解决总审人员的吃住。我们在总审的三个月期间举办过多种进修班,如“抗生素应用”、“心血管常见病”、“全身疾病中的血液系统表现” 等进修班, 其他如消化、泌尿、呼吸等系统也都有相应的班, 参加进修班的医师除来自江苏北部之外, 还有许多是来自山东南部及安徽等地, 人数不少。每个班举办的次数多少不一,视报名人数而定, 记得抗生素、心血管病进修班的报名人数最多,都办过4~5期, 这些收入足够支付我们的房费, 我们住的是地区第一招待所, 当地政府也令招待所给我们优惠。至于吃, 当然比庐山好, 不会“餐桌常无肉”。
面对大内科内容的快速增加, 主编不可能审阅每个系统的各章节, 乃实行系统负责人负责制, 他们的责任乃如前述, 简而言之就是要保特《实用内科学》的传统。戴老则审核每一系统的总论, 抽查每个系统的文章数篇。有一次, 戴老审阅免疫性疾病中的“免疫学检查”,审后甚为不悦, 见我走过乃大声说“潘孝彰, 你过来一下!”,“这篇文章你拿回去帮他重写!”, 并告诉我一些修订的关键点, 限我两天之内交回。我按时交出, 总算“过关”, 署名自然照旧。 除了专业内容之外, 戴老非常重视行文是否流畅、简洁,为此专门请公共卫生学院的梅人朗教授来淮阴,他虽不是临床专家,但笔下了得, 一些重要文章请他润色。戴老认为我们业务书不要求文字华丽, 但必须让读者觉得读起来顺畅。 当时我是学术秘书,什么都得干,戴老改稿的风格是“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修订后的文章都可谓是“范文”,其他系统负责人都同样认真。那时没有电脑, 我必须把他们修好的稿子在社会上找人腾清,按字数付费,还要帮助核对,防止抄错。
在淮阴工作时, 周末是没有的, 但戴老很会巧安排, 他会在学习班的间歇, 人员最齐全的时候安排大家出去走走, 看了不少地方, 但记忆较深刻的有三处, 一是淮安的周恩来故居, 二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 三是传说中汉代名将韩信少年时代遭受胯下之辱的地方。戴老平日工作之余, 常劝1~2位对文革“耿耿于怀”的老教授,让他们不计前嫌,全力投入第8版工作,当时不好意思问戴老为何带大家去韩信故地,是否有启发他人之目的。
三个月过去了,总审任务顺利完成,大家分文不取(实际上也无钱可发),临行前每人发了一个90厘米长的塑料皮箱, 这支队伍高高兴兴地告别了淮阴。
经费继续困扰,戴老提前交棒
淮阴故事后的数年, 第9版《实用内科学》也在困境之中出版了, 但此时戴老却萌生退意, 他向我诉说他主编了三个版次, 每版都要为总审操劳, 身心疲惫。我劝他消除交班之念,可我又提不出争取经费的办法, 他决意交捧给德高望重的陈灏珠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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