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国核专家曾受邀观摩美国核试验[图]

刘恒宝

2009年2月17日   来源:环球时报
    　1946年7月1日上午8时59分50秒，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中的比基尼岛出现一道强烈闪光，随后海面上升起一朵蘑菇云，美国为测试核弹效能而进行的“十字路”行动正式展开。此刻，远在核爆中心18公里外的美国两栖指挥舰“班纳特”号上，来自中国的观摩宾客———国民政府驻美陆军武官侯腾少将和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也在注视着这一核爆奇观。最近，美国国会图书馆披露了相关档案，使我们能更细致地回味中国人首次接触原子弹的传奇经历。

　　选人观摩核试验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相继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1946年1月，美国决定在比基尼岛水域进行针对海军舰艇的核试验。由于当时美国是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为显示自己的“霸权肌肉”，美国政府主动邀请各同盟国有关人士参观。

　　由于申请参观的国家太多，美国军方甚至还采取抽签的方式，从报名国家中选出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及、法国、英国、墨西哥、波兰、苏联和中国代表参加。各国参观代表大多是各军种军官，其中除巴西和加拿大未派学者参加外，其他国家都把握机会派出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

　　当得知中国的参观申请中选后，蒋介石立即在重庆安排代表团行程。本来，蒋介石希望派遣包括职业军官和科学家在内的15人团队，结果美方只答应接待两名代表。蒋介石不得不“优中选优”，甚至调来候选者当初入学考试的成绩单，“希望将真正的俊才派出去”。

　　最终，蒋介石心腹陈诚推荐的国民政府驻美陆军武官侯腾少将第一个入选，此人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并在美国深造过，擅长英语，曾长年主管谍报业务，是个搜集情报的高手。至于另一位代表则必须出自资深科学家领域，在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物理学家萨本栋极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让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前往比基尼岛。赵忠尧临行前，蒋介石曾特意叮嘱他要“滞留”美国，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中央研究院则在国内筹款给他汇去。

　　1946年6月12日，搭载各国参观代表的专车抵达旧金山的奥克兰港，分乘“班纳特”号和“蓝岭”号两栖指挥舰离开奥克兰，29日抵达马绍尔群岛。由于核试验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美国政府为防相关情报外泄，禁止参观代表摄影拍照，所有参观人员都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书，科学家还必须加签“诚信合约书”，承诺如有从参观活动中获得知识产权，还必须无偿提供给美国政府。

　　在登上“班纳特”号时，侯腾和赵忠尧奇怪地发现，美国水兵们吃力地将一包包面粉背上军舰，还有许多人赶着百余头猪羊上舰，“天哪！美国人难道要把我们当高级动物运往比基尼吗？”英国皇家海军中将大叫起来，一名忙着指挥的美国海军上校当头呵斥:“不想当高级动物，你就到底舱去当低级动物！”

　　其实，美军随船带牲畜是有原因的。美军为执行“十字路”行动，组成一支4.2万人的特遣队。为测试爆炸威力，光美军在预定爆炸目标区准备的靶舰就有100艘之多，这些靶舰上除了放置飞机、坦克、防毒面具、电器等，还放置了牲畜和军粮，其中牲畜包括小白鼠3030只、山羊176头、猪147头等，军粮包括面粉2200磅、肉类3.3万磅、蔬菜7.4万磅、水果3.2万磅、咖啡2500磅、糖1.1万磅。

　　从“班纳特”号远眺靶舰舰队，见过大世面的中国驻美武官侯腾也不禁用老家黄陂话感慨道:“列个杂子（哎呀的意思），美国人太阔气了，光一个原子弹试验都‘矛起来搞’（很用心的意思），把一个舰队都敢赔进去了。”

目睹两次核爆炸

　　7月1日凌晨5时40分，一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从夸贾林岛起飞，开始执行“Able”核试验任务。上午8时59分许，B-29轰炸机投下原子弹，45秒后，这颗威力相当于2.3万TNT炸药的原子弹在靶舰“内华达”号战列舰上空120米高度爆炸。为保障参观人员安全，在原子弹爆炸前2分钟，“班纳特”号和“蓝岭”号两栖指挥舰上的参观人员均戴上特制护目镜，以保护眼睛不受核试验产生的强光伤害，直到舰上广播下令才能拿下。

　　原子弹爆炸后，立即产生比太阳光强过数百倍的强光，随着爆烟上升，参观舰在18公里外也能看见红光黑烟冲天。赵忠尧默默注视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他将目测出的数据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中国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

　　7月25日上午8时35分，美国海军又在比基尼岛水域进行“Baker”核试验。结果，“Baker”核试验依然惊人，威力相当于8万枚鱼雷的原子弹在浅水区爆炸，爆炸中心半径150米内的战列舰、300米内的航空母舰和450米内的其他舰艇如小孩玩具一样被炸得千疮百孔。

　　试验结束后，美军接待人员问各国参观人员，“谁愿意冒险去考察被炸靶舰内部情况？”要知道，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线依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最终只有中国、英国、苏联和波兰代表要求前往。

　　经过实地考察，侯腾和赵忠尧发现，通过对比“Able”和“Baker”核试验，空投原子弹攻击水面目标的威力远小于攻击地面目标，靶舰携带的生物死亡率约为15%-20%之间，舰艇内部设备损伤也不大，食品也没有受到核辐射污染。不过，“Baker”核试验却展现了另一种景象，浅水区爆炸的原子弹激起大量含有放射线的水雾并侵入船舱内，因此对舰艇内部生物造成巨大杀伤。

　赵忠尧:中国核事业先驱之一

　　观摩完比基尼岛核试验后，侯腾先行赶回重庆述职，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太平洋原子弹试验报告书”，详细介绍核试验的过程，并提出当时还颇为新颖的核防护概念和如何应对核时代来临的相关建议。侯腾的报告书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并要求国防部照此推进核研究事业。此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核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注定是水月镜花。不过据台湾方面的档案记载，侯腾报告书共存有3个副本，其中两份在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遗留在南京和上海，可能被新中国接收。

　　在参观完比基尼核试验后，赵忠尧设法回到自己曾经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相关知识。赵忠尧利用与老师、同学交流的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件上爬来爬去，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

　　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和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元，而且还拿不到出口许可证，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严禁此类尖端科技产品出口。赵忠尧只能在美国秘密订制一些无法在中国制造的精密部件，其他再回国组装。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决定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返回新中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零件和器材，主持建成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对我国的核事业具有重要作用。他也成为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