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赖自传》看西方对西藏的“误读”

maria0203

2009年03月27日

今年3月10日是中国废除西藏农奴制五十周年。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中国西藏地区历史的巨大进步和转变，更具有全球和全人类性的普世意义。然而这样一件几乎不应该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于一向以人权捍卫者自诩的西方，更应该竭力予以支持和赞同的历史事件，却在西方演变成完全的黑白颠倒。3月10日这天，欧洲十几个国家多达2000余个城市悬挂藏独旗帜，欧洲议会和美国参议院也通过涉藏决议，以人权名义对中国进行违背事实的指责。东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南辕北辙，显然成为国际社会一大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景。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有冷战时西方跟中国对抗的需要，也有冷战后中国作为仅存的非西方制度国家而被西方所遏制，更有中国成为全球化一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对西方的冲击。除了这些因素外，达赖在出逃祖国五十年和坐床七十年的今天出版的《达赖自传》，也同样揭示了东西方“误读”的部分原因。这部名为《达赖喇嘛—我的心灵自传》一书，是由达赖口述，而由一位印度外交领域的学者、也是他的长期翻译SOFIA STRIL—REVER来完成的。这部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自传，到底充斥了什么内容呢？

　　除了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描述外，重点则在于无所不在的暗示和明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从大量出现的中国“入侵”字眼中不难找到答案，还包括他回避坐床时中国代表行使主权的历史事实。《自传》还表现了对西方价值观的迎合。在法文版中，有一章节题目如下：“我是世俗民主的拥护者，自由、平等、博爱也是佛教徒的原则”。达赖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尽管从来没有一个佛教徒社会在其政府体系内发展成为民主政体，但我个人对世俗民主制度充满了巨大的崇仰之情。民主一词对流亡在外的所有西藏人是亲密的。”然而泄露民主天机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我已经决定，如果西藏重新恢复独立的话，我将不担任首脑或政府中的任何职位。”这和他在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决不寻求独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许多法国人认为1959年之前西藏实行的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因。当然，达赖在书中大谈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价值观的时候，绝口不提他在管理流亡藏人期间发生的对另一支藏传佛教派别残酷镇压的事实，以至于每当他在全球各地窜访时，都会遇到这些流亡在“流亡西藏”之外的教徒的抗议；绝口不提当年他实际管理西藏时的真实场面。

　　西藏1959年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农奴主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农奴被农奴主当作私有财产，可以随意买卖、 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当时的法典甚至把人分为三等九级，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命价有高低不同”,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身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达赖喇嘛对朝拜者的祝福也是等级分明。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们用严刑酷法对待胆敢不服从管理的农奴，刑罚多达几十种，包括挖眼睛、剁手、剁脚、流放等等。这就是现在包装着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达赖在他实际管理西藏时的真相。

　　值的一提的是，达赖3月10日发表讲话，把现在的西藏描述为“人间地狱”。这和他另一方面不断显示善意，积极呼吁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形成了绝妙的讽刺。此外，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否认自己说过要求中央政府把军队撤出西藏、非藏人离开西藏。然而，却又被几天后温总理答记者问时再次戳穿。

　　当然现在西方“了解”西藏历史的群体中，也有从其他角度出发为达赖辩护的。比如有农奴，未必是农奴制。法国汉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女士认为这只是农民，或者臣民以世袭的方式和土地连在一起。而且这个制度看起来很严格，在执行起来时还是有很大弹性的。虽然“农民”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他们也不能生杀予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世袭”一词。我们只听说过世袭的权力，绝没有听说过世袭的为领主劳作、交税的“农民”身份。更为令人叫绝的是还有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即使西藏制度落后，中国也没有权利干预。并给中国扣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只是，如果我们借用西方的逻辑，何以西方要把民主制度强行带给伊拉克？这是不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合？这些学者为达赖辩护到了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违反自己价值观的地步。显然，东西方对西藏的“误读”，除了国家利益的博弈，更有达赖在西方变色龙般的表演，不惜常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也不惜把毫无干系甚至完全相悖的两套价值观一起披在自己身上。更有西方学者无视事实的为之辩护。也许到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究竟是谁应该为谈判没有进展负责？究竟是谁对谈判没有诚意而要以之为手段来达到独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