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门槛上的大明朝 地图将中国拉进全球化

文卓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是把1840年的那场并不很大的战争定位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使我国近代史的起点，甚至落在了“新世界”的后面这一点至少与中国和世界进入最初的“全球化”的脚步很不相符。

世界近代史开端，通常是以16世纪为起点，因为资本主义到了16世纪已成为世界性潮流。诸如，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宗教改革的兴起、尼德兰革命等等；还有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恰是从16世纪开始，国家和地区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殖民浪潮打破，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认知的整体。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16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隔绝于世界之外，刚好相反，在海洋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借住”拉开了“半殖民”的序幕

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可·波罗游记》鼓动的。这部游记完成于1299年，次年，也就是新世纪开年——1300年，率先在意大利出版。探索东方像一剂春药，刺激得整个西方躁动不安。最大胆的航海家，冲出地中海，寻求绕过非洲，或一直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不过，整个15世纪，西方人撞来撞去，就是撞出了“新大路”，也没有真正进入神秘的中国。所以，一直到1502年葡萄牙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时，其葡文版前言还在说：“想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鼓动起对那片叫做Syne Serica(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Catayo(契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在这样痴迷的向往中，欧洲与中国的相遇，已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从里斯本率6艘船远航满剌加(马六甲)，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1517年，已经拿下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不满足于通过马六甲华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了。派出特使皮瑞兹沿南中国海北上，先后到达广州和北京，要求与大明通商，但被拒绝。1553年，精明的葡萄牙人不再提通商要求，而以修船为借口，在澳门“借住”，一住就是400多年。

如果，我们以殖民地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葡萄牙这种“软殖民”，事实上，已拉开了“半殖民”的序幕。如果，我们将外族侵略和海上对抗外国进攻也算作划分近代史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葡萄牙人“借住”澳门之后，又有西洋人来“借”澎湖列岛和台湾岛。

1604年，大举进入南太平洋抢占香料产地的荷兰人，首次北上，进犯澎湖列岛，被大明军队击退。1624年，荷兰人二次进犯澎湖列岛失败后，转而占据了南台湾(这一年，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以制作地图名闻天下的荷兰人，很快画出了荷兰版的台湾实测地图，其侵占意图不言自明。

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占领南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1626年，也以保护吕宋的中日贸易为借口，率几艘大帆船侵入北台湾，随后在基隆建起了港口，定名为特里尼达德。1628年，大明朝廷招抚郑芝龙(郑成功之父，著名海商及海上武装的首领)任“海防游击”、“五虎游击将军”，以对抗西洋人的海上侵略。

这一切，都表明早在16至17世纪，大明王朝已经在主权、军事、贸易、文化、宗教诸问题上与世界展开了正面交锋，包括直接与海上进犯澎湖列岛与台湾岛的西洋人开战。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之间的纷争，也打到了中国南部海域，如1642年荷兰驱逐北台湾的西班牙人的战斗。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的外交也不再是昔日的西域式“和亲”外交，或南洋式的“朝贡”外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与纷争之中。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尚以帝国的姿态雄霸东方，不仅周边邻国多听命于大明王朝，连刚刚介入东方纷争的西方列强，也对大明敬畏三分。所以，直到大明垮台，已经与西方世界有所接触的中国，也没有遇到来自西方的太大挑战与威胁。

文卓

大明从地图上进入“全球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理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至少是在地理上进入了“全球化”。有两幅著名的地图可以佐证：一是外国人画了第一幅西洋版的单幅中国地图；二是外国人画了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时间均在1585年，也就是万历十三年。

先说，第一幅西洋版的中国地图。

虽然，中国以自己为世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将中国绘入世界地图，一直是西方的一项伟大地理工程。在地理学先师托勒密描绘的最早的(公元2世纪)世界地图里，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幅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西之极是直布罗陀海峡，东之极是印度。这种认识在西方持续了一千年，印度以东的世界，被模糊地称为“上印度”，或“东印度”，直到1375年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的诞生。在这幅细密画风格的地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泉州)港，皆在其中；但图中蒙元帝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因而它还不能算是准确描绘中国的西方地图。

1585年，荷兰的奥特里乌斯出版了第一部世界地图集——《世界概观》，它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是，收录了葡萄牙地理学家巴布达所绘制的以“CHINAE(中国)”来命名的中国地图。这是第一幅由西洋人绘制的单幅中国地图(亦是中国分省地图)。它标示出了明朝15省中的13个省的位置及名称(四川和湖广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中国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于西洋人的放大镜下。

这一年，西方通过《世界概观》知道了中国的图景与位置；这一年，中国也因一个西洋人的到来而有了“国际视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了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即《山海舆地全图》。后人在谈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时，总要提到中国被放在世界中央的事。其实，不论是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央还是置于一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都是当时最先近的，也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世界景观。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大明中国知道了“天下”分为五大洲：亚细亚(亚洲)、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亚墨利加(美洲)、墨瓦腊泥加(南极洲)。此后，不仅徐光启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知道了世界的样貌，连万历皇帝也在1601年见到了利玛窦献上的《万国全图》。

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就这样在地图上联系在一起了。

新的地理学为大明开启了一个融入世界的良机，此后的大明不是不知世界是什么模样的问题了。大明知道，地图中“天下”远远超出“王土”之外；大明更知道，这是一个不利于王道与皇权的世界观，是一个要颠覆我朝一统的新世界。所以，万历皇帝只是将《万国全图》作为一幅画涂在屏风上观赏而已，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世界地图面前“崩溃”。相反，大明更加热衷于“海禁”，禁船出海，沿岸设防。

就这样，大明中国与世界在温和中握了握手，又在温和中挥手作别；

就这样，大明中国不尴不尬地骑在世界近代史的门槛上，进退失据；

转眼又是一个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