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用外交手腕巧解中苏边界冲突(图)

步天涵谷

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1969年1月，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8年副总统、以反共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人们敏感地发现：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了。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对中国方面，他不断地改变着以往的反共面目，还不断地向“共产党中国”暗送秋波：

    1969年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2月，尼克松让他最为欣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政府放出话来：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3月以后，尼克松一方面决定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希望尽快同苏联就停止美苏两国之间的“导弹竞赛”问题开始谈判，还决定从南越撤军，声称美国并不坚持僵硬的外交政策。

    ……

    正当美国新政府外交频频翻新的时候，在中苏边境的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响起了急促的枪声。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霸权主义者在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成的情况下，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并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到1969年3月，苏联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中苏边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看到了中苏矛盾可以利用的可能；而苏联则由于发动珍宝岛之战，把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苏联……

    一场微妙的“外交战”，就这样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扮演了这场“外交战”的中方主角。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由周恩来具体安排，命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专门组成一个直接对毛泽东、周恩来负责的秘密小组，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交代四位老帅：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们不要被框住。

    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后，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然而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7月11日，四位老帅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结果。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步天涵谷

这份报告提出了与舆论宣传的“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见：

    ——目前的国际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它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发动武装入侵，但真要和中国大打，它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

    ——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报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美苏矛盾可以利用。

    周恩来让四位老帅根据局势的变化，进一步研究。

    7月以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变化。

    7月间，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6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并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

    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

    美国向中国暗送秋波，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恐慌。

    到了金秋的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她独立24周年。9月2日，正在越南国庆日的这天，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胡志明去世，引起了中、苏、美三国在外交上的一连串反应。

    9月4日上午，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丧。

    与此同时，北边的苏共中央，也决定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

    中共中央考虑，在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下，周恩来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

    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

    9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几经波折并报毛泽东同意后，9月11日上午，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3个小时的正式会谈是艰难的，周恩来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5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步天涵谷

柯西金：“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

    周恩来：“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正是苏联领导人陷进去以后又想急于摆脱出来的困境。)

    周恩来趁热打铁：“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 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 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的确如此，柯西金知道中国正在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意思表达清楚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进一步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提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周恩来：“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

    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这次著名的机场会谈，就中苏双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谅解。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

    苏联在摸中国的底，中国也在摸苏联的底。

    在机场，周恩来友好地请柯西金吃了一顿饭。

    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白宫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

    通过机场会晤后，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运作。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建议按照机场会晤中所提的临时措施开始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并说：“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自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晤以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不久，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