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德国核武项目 为何未能成功?

文卓

纳粹德国曾于二战期间开发核武器，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不过，其中的种种细节还有许多谜团尚待解开。为此，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经过数年潜心研究，于２００５年在德国首次推出这部著作。本书不仅解析了德国战时核计划的来龙去脉，还根据最新解密的历史资料得出了一系列颇具颠覆性的结论。

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

１９３８年圣诞节前夕，奥托·哈恩教授在柏林达勒姆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完成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他用中子轰击第９２号元素铀，结果惊异地发现，铀原子核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破碎”，成为不再是铀的两部分，这就是原子裂变现象。

哈恩对实验结果不太有把握，于是给以前的同事莉丝·迈特纳写了封信，将心中的疑问统统告诉了她。迈特纳把自己的外甥、同为物理学家的奥托·弗里施找了来，最终，他们想到了用著名学者尼尔斯· 玻尔的“液滴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液滴模型”显示，重原子核的运转形态大致就如同滴落的液体，能够像一只灌满水的气球那样被拉伸和压缩。而在一个质量尤其重的原子核（像铀核）里，如果其整体表面张力因外来附加力撞击而被减弱，情况就会变得类似于充满水的气球在外来力的一再作用下使表层厚度变薄，以至于整个气球变得大而重。随后，“气球”被轻轻一戳，便形成了某个确定的、以原子核突然爆裂为目的的足够环境条件。

原子裂变之谜就这样被揭开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被击碎铀核的两部分，理论上比分裂前的原子轻一些。减少的质量部分转化为能量，这个转化值是相当可观的。换言之，在原子裂变过程中蕴藏着惊人的破坏力。

１９３９年１月６日，奥托·哈恩将其系列实验结果发表，立刻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３个月后，汉堡大学教授保罗·哈特克上书第三帝国军事部，提出关于开发核爆炸物的可行性问题：“第一个利用这种核爆炸物的国家，将拥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

军方掌握核计划管理权

就军方而言，核裂变蕴含的重要性可谓非同一般，首先被推到前台的是主持德国陆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研发与制造的机构——陆军军械局。

物理学家埃里希·舒曼自１９３４年开始担任陆军军械局研究处处长。按行政级别论，舒曼相当于政府副部长，而在军队系统中，则官拜陆军少将。鉴于舒曼醉心于军队进行曲的创作，而且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关于双簧管音色问题的博士后论文上，批评者将他贬低为一个“江湖骗子”，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此人在科研方面的组织才干。

机会很快出现了，那就是１９３９年６月中旬，由舒曼的上级卡尔·贝克尔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贝克尔此前阅读过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文中做出了如下假设：“体积为１立方米的铀金属氧化物内部所聚集的能量，足以将体积为１立方千米（总重量为１０兆千克）的水抬升至２．７万米的高度。”

这正是贝克尔感兴趣的。他指示舒曼等人，立即着手集结一个核物理研究团队，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征兵。没过几天，埃里希·巴格就接到了军械局派发的征兵令。这位年轻人是理论物理学巨匠维尔纳· 海森伯格（又译海森堡）的助手，刚获得博士学位，他被要求向舒曼报到。

５０年后，巴格关于那次会面的经历被整理成文字。当时，他“开口便问：‘找我来这里到底做什么？’接待他的军方人士面带诡异微笑：‘做与原子弹有关的事啊！’”经过漫长的岁月冲刷，巴格提供的这份谈话素材存在可疑之处，因为在１９３９年，还没有“原子弹”这个术语，但无论如何，他的回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众多研究小组各自为战

德国人选择的研究途径，有别于日后美国人和苏联人所走的道路。有关“铀项目”的研究工作，是通过分属１９个不同机构的上百名科学家展开的。同位素分离和反应堆建造是最初的两项任务，它们被置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关键课题名下，其研究成果引导“铀项目”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建造生产能源的设备和制造核炸弹所需的原材料。

陆军、海军和空军也各有部署，三军分别拥有技术资源，在任务分配方面也明显涉及核物理学领域。军方研究小组定位明确，与一般的学术研究完全不发生横向联系。德国军方的期望是：开发出新型爆炸物和小型核反应堆。

那么，党卫队拥有独立的核物理研究小组吗？最初当然是没有的。后来，在野心的驱使下，“黑色兄弟会”（指党卫队）也迈入了核物理研究行列。要注意的是，党卫队是仰仗其至高无上的特权而介入该领域的，他们想在社会各个阶层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知识分子被招募加入这个组织并被赋予“特殊使命”，在产业界、军界和科技界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与美苏两国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异，在纳粹德国，没有形成集中于某个特定区域的大规模综合性核计划，形形色色的研究小组像撒胡椒面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处。这种局面给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困难，但对保密而言却益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