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DNA含有中国成分"

maria0203

2009年05月21日

在日本的大街上，看不到军人，看不到军车，甚至很少看到警车和警察，当然更没有穿制服的城管。在这里看不到垃圾，看不到乱贴的小广告，看不到标语口号。夜幕降临，几十个流浪者大模大样地在东京地铁站的通道里，用纸板搭起临时小巢，安逸得像在自家后院里……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我们渊源很深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曾经是照亮这个民族前进道路的明灯。曾任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首相辅佐官的冈本行夫说：“从历史文化上看来，日本人的ＤＮＡ都含有中国成分。”

“比司马迁差得很远的太郎”

我和卢先生与《朝日新闻》的加藤千洋、林望两位记者见面，像老友重逢，虽然在此之前并不相识。话题从中日关系、历史记忆转到新闻采访与文学写作，连日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放松下来。

我们谈话的主题是日本已故非虚构作家司马辽太郎。６０多岁的加藤千洋先生告诉我们，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最重要的３位作家之一，很多日本人是通过阅读司马辽太郎的著作了解历史的。

这让我们很感慨。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并不陌生，从古代的《源氏物语》到现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可谓耳熟能详；那位歌颂武士道精神的三岛由纪夫的著作，也早翻译出版，我们去京都游览的金阁寺，就是从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小说中得闻其名。但是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除了一部《项羽与刘邦》之外，司马辽太郎的其他著作还是一个谜。

对于这样一位对战后日本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不去阅读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对当代日本文化和群体心理的了解，而两国和解特别是民间和解的前提是互相了解和沟通。据一位在日本从事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国朋友介绍，司马辽太郎的基本历史观是反战的。对这样一位持有反战历史观的日本重要作家，我们为什么不更多地翻译出版一些他的著作呢？

司马辽太郎的故居位于东大阪的一个小城区，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入目的都是白墙青瓦的朴素民居。在一条小街上，我们突然看到了路边种植着夺目的油菜花。看到这种司马辽太郎最喜欢的花，也就意味着走近了司马的家。

司马家的小院里开满了油菜花，我们在司马辽太郎生前无数次走过的小径上行走，眼睛里充满了曾无数次镶嵌在司马眼眶里的景色。看着书房里司马曾经伏案写作的桌椅，白色的毛皮椅披上仿佛还残留着作家辛勤劳作的体温。

很难想象司马辽太郎生前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写作，仅仅是“街道”系列作品就写了４３部之多，全部作品达１００多部。这样的著作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况且他的著作在日本已成为经典、进入历史，在他逝世后的１３年里，他的多种著作依然是日本书店里的畅销书。

作为作家，我们对这位异国的前辈有一种别样的情怀。坐在司马辽太郎故居纪念馆里，捧一杯咖啡，默默巡视着那高高的排列到天花板的司马藏书以及他的著作，我想，这位自名为“比司马迁差得很远的太郎”，文学与历史的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呢？

小院里横卧着一块褐红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每一朵油菜花都是佛。”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生于１９２３年，卒于１９９６年。他逝世的２月１２日被称为“油菜花祭”。

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至批判他书中的某些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的存在。

资源贫乏的岛国创造出惊人财富

从司马辽太郎故居出来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位于大海中的日本关西机场。这是一座填海所造的机场，站在候机大厅宽阔的落地窗前向外望，飞机、跑道、大海、跨海大桥、远处陆地上的建筑和群山，毫无遮拦地收入眼帘。

日本，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却创造出位居全球第二的惊人财富。

今天的日本，现代与传统、城市与自然、政府与公民，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中。在日本的大街上，看不到军人，看不到军车，甚至很少看到警车和警察，当然更没有穿制服的城管。在这里看不到垃圾，看不到乱贴的小广告，看不到标语口号。夜幕降临，几十个流浪者大模大样地在东京地铁站的通道里，用纸板搭起临时小巢，安逸得像在自家后院里。国会斜对面的一处建筑工地外，沿着路边单行排列着几十个人，用手中的电喇叭向工地高声抗议，几十米外的国会门口平静如旧，并没有增加特殊的警戒措施。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我们渊源很深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曾经是照亮这个民族前进道路的明灯。曾任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首相辅佐官的冈本行夫说：“从历史文化上看来，日本人的ＤＮＡ都含有中国成分。”

但近代以来，中日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现代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老师；另一方面，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和加害者。１９７９年以来，作为对中国放弃战争索赔的补偿，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从２００６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遗憾的是，战争遗留的精神伤害依然横亘在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成为一道宽阔的鸿沟。难道要永远把这道鸿沟留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