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暗战：瓦解台湾反攻大陆的偏师

小徐614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暗战：瓦解台湾反攻大陆的偏师

2009-8-23

    一说起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一般的结论是：美国在冷战意识主导下，决定围堵中共，因而把台湾纳入羽翼之下，让台湾安全地躲在美国强大的遁甲后面。随着美国、台湾档案的解密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美国的决策过程并非理性、有系统，决策者常常是在混乱与犹豫中摸索前进，政策的执行也并不像官方声明那样斩钉截铁。实际上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矛盾重重，它们合作的历史上写满利用与操控，斗争与妥协的故事。美国对台政策的理想是在保存美国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打着“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旗号，不牺牲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威望，同时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维持台海现状。当北京-华盛顿缓和对美国的全球或地区利益大于北京-华盛顿对抗的利益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就会大，反之则小。

    杜鲁门厌恶蒋介石

    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与猜疑，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与蒋介石的龃龉，史迪威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他对蒋介石的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中。”这种厌恶到《白皮书》时达到高峰。

    1949年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大陆“赤化”，这让介入国共内战的美国有很深的挫折感，“失去中国”让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外政敌强烈的批判，于是当年8月5日调整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来自我辩解。白皮书中除了激怒了毛泽东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外，还说蒋介石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本来出自杜鲁门政府推卸责任，后来成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数美国官员与决策者深信不疑的论断。他们认为国民党无药可救，再多的美援也不过肥了台湾国民党的高官，既救不了大陆，当然也保全不了台湾。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在同意中立台湾海峡的同时，声明美国再也不给国民党“一个子”，因为以往的美援“全被用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了！”后来杜鲁门在口述回忆录时，还指控蒋介石与孔宋家族从美国援华的350亿美元中窃取了7.5亿美元，并称他们都是“贼”。

    虽然情势发展让杜鲁门政府不得不为台湾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许多官员仍持续怀疑蒋介石政权是否值得援助。到1951年，尽管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巩固了对台湾的统治，美国还是热切希望能再扶植一个亲美的新政权，以统一台湾和大陆，美国驻台湾第一位“大使”蓝钦（Karl L.Rankin）在给腊斯克（Dean Rusk，后来成为国务卿）的信中指出美国若打算除去蒋介石，就该积极进行，且准备接受行动的后果。不过美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支持政变或联合国托管的形式，来除去蒋介石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

    台海危机中的金马问题

    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英国等西方国家一开始就认定，要解决台海问题必须逼台湾国民党政权放弃金马外岛。金马外岛的弃守问题，屡屡让美国决策者深陷于“极端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毛泽东形容金马是美国自己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大家都同意，如果那些小岛沉到海底就太好了。杜勒斯在台海危机时，也同意终究得放弃金马，只是不宜在中共炮火下马上撤退。1955年，他们给台湾的理由是要保金马只能用核武器，伤害太大，美方提出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增加驻台美军等诱饵，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对于没有多少领土可供再撤退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言，已经三番两次宣称要死守金马，而且早已经声明反攻大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没有成功的希望，台湾国民党政权实在没有多少人民的信心可供挥霍。

    1958年危机重演，呼吁台湾放弃外岛的压力也一样随危机气氛俱增。美国再度要求台湾国民党政权配合“国际舆论”接受外岛停火、不以武力反攻，并在外岛减防。台湾立即反驳说：若国际与“国内”支持两者只能择一，台湾国民党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失去国际支持的后果。不过在国际呼吁放弃外岛的呼声愈来愈高时，蒋介石终于在记者会上强调：今日的金马，只是台海的屏障，而不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

    为了诱使美蒋撤出金马，中共于1958年9月6日发表声明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在9月15日的会谈中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澎，并保证在一定时期内不对台、澎使用武力，这在中国政府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提出的方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得不到回应后，9月30日杜勒斯干脆公开声言，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然而毛泽东已经改变了想法，他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新的“联蒋抗美”策略。他觉得把金马让给大陆是杜勒斯的方针，想以此交换不收复台、澎。他转而发觉：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鉴于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的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是有共同点的，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随后，毛泽东托人转告蒋介石，说只要蒋能抵制美国，就可以跟他合作。既然要向蒋介石示以善意，大规模的炮击自然就不再需要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至此迅速化解。

    瓦解反攻大陆的偏师

    1949年末到1950年，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残军一部退入缅甸、老挝、泰国边境金三角地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亚洲唯一能够打仗的民族就是中国人或者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缅甸政府军显然不是，虽然多次围剿这股残军但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于1953年在联合国提出抗议。

    在联合国监督下，1954年9月，大约5500名国民党残军和1500名家属撤往台湾。许多人因为已经同当地人通婚，建立了种植和输出毒品的基地，财源茂盛，仍有残军5000多人无意离去。台湾当局也企图利用这股残军侵袭骚扰中国大陆西南边境，配合实现其反攻计划。

    1960年4月，中缅两国领导人就消灭边境地区国民党残军问题达成共识，随后两国军队协调行动，攻击残军的基地和机场。美国政府担心这股残军给中国提供进军东南亚的口实，另外也担心台湾言而无信，不仅丧失国际信誉，而且殃及在国际上支持台湾的美国，所以一直督促台湾当局撤出这股残兵败将。

    1961年2月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第一次会见台湾“大使”叶公超时，就敦促台湾当局制止在缅甸的残部窜入老挝捣乱，以免给中共出兵老挝提供口实。2月15日，一架台湾飞机在穿过泰国北部企图给缅甸境内的残部空投补给时，被缅甸战斗机击落。22日由腊斯克发给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E. F. Drumright）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报，等于最后通牒，警告蒋：如果再用美制飞机给那里的残部提供美国物资，将构成“对美国政府的一种重大冒犯和违背义务”。蒋介石深受震动，2月25日在住所召见庄莱德，声称他的政府虽然不能保证全体残部都能听命撤出来，也不能保证留下的那些人会缴械，但会把“接受我们影响的那些人撤回台湾”，并停止空投补给留下的那些人。

    美国同时警告泰国政府不得在境内给台湾运送补给的飞机提供加油等便利，也反对老挝政府收编国民党残军。随后在3、4月份展开的撤军作业中，美国承担了部分遣返费用，泰国提供了集结地和空军基地，由台湾空军将4300名残军及家属运回台湾。但仍有两千多名残军散布在缅、泰、老边境，出于种种原因不肯撤出。不过从此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对当地政府和中国南方边境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蒋介石“反攻大计”中的“偏师”就这样瓦解了。

    被消解的危机

    1962年，中共在外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目前是千载难逢进犯大陆的好时机，他在台湾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以公开的舆论鼓吹相配合。据大陆方面得到的情报，台湾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和大陆。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准备对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为此成立了以蒋介石和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代号“昆阳”的作战演习。 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共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立即作出紧急军事部署，向东南沿海调集重兵。

    中国在福建前线地区集结重兵的行动，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对华政策面临是否卷入战争的考验。自1955年以来，中美间进行时断时续的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这是中美间交流的“门缝”。当时中方的代表是王炳南大使，从1962年3月1日第108次会谈开始，美国由卡伯特（Cabot, John M.）出任谈判代表。卡伯特是波士顿的富家子，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在王炳南眼中，这个新对手外交经验丰富，但才能平平，为人和善，举止随便，不拘外交礼节，常常在谈判桌上开点玩笑。

    6月23日下午，王炳南大使邀请卡伯特“茶叙”。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现存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对于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危险。在王大使的追问下，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和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并将谋求和平。

    据王炳南二十多年后回忆，卡伯特甚至说过，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在卡伯特当天的报告中提到，他要求中方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并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对未能达成相互保证表示遗憾。王急忙补充说：现在并未面临中方谋求武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进犯，整个情况的性质就变了。这次会谈应该说使双方都摸了底，两位大使立即把情况电告国内，对两国政府了解对方意图，作出理智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解密档案里的蒋墨会谈

    从1961年起，美国和一些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决议案，把任何要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作为一项“重要问题”，要求大会以2/3的票数通过。而阿尔巴尼亚也每年提出接纳北京、驱逐台湾的决议案。1970年“重要问题”决议案以66票赞成、52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该决议案因不足2/3的票数遭到失败--但赞成北京的国家第一次赢得多数。英国和比利时私下表示，它们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1971年被击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说北京将在1972年取得胜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酝酿以“双重代表”的方案取代“重要问题提案”，但并不明确地规定国共这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党中谁是中国的唯一代表。新方案将回避安理会席位问题使中华民国能够保留其席位。

    根据最近解密的尼克松档案，备忘录NO.OO8记载，1971年4月2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孙逸仙纪念堂接见了里查德·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代表罗伯特·D·墨菲。蒋说他理解美国的提议，但是指出必须认识到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它还会涉及到某些法律的原则。蒋说他能够理解尼克松总统所受到的压力。不过，联合国位于美国的领土上，而且美国是该组织的最主要的会员国。如果联合国宪章受到篡改，将会损害世界对美国的尊敬和信任。墨菲开玩笑地说有些会员国赞同将联合国迁出美国。

    蒋说从法律角度来看，应保留“重要问题提案”作为禁止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联合国的首要手段。联合国宪章要求那些被接纳为会员国的国家都应是热爱和平的，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美国要公正地保持这个立场。当然，会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强烈反对，但不应该为了抚慰北平而抛弃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墨菲感叹道，如果这个原则理应被推断到逻辑结论上，那么现有的某些会员国也将不得不被剥夺资格了。蒋说当其他国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原则时，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就不应该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墨菲遗憾地表示，美国还不得不容忍像古巴这样敌视美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呢。

    蒋再度强调，中华民国在联大的席位和安理会的席位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被取消，这样中华民国将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有按照中国谚语所说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则行事。墨菲打趣地评论道，如果我们在老方案的情况下遭遇失败，那才是真正的玉碎了。

    蒋要求墨菲转告尼克松总统他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尼克松先生竟然建议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和她的未婚夫到中国大陆度蜜月，甚至他自己也表示了访问大陆的愿望。如果美国不停止对北平政权让步，最后北平可能不仅进入联大，而且还进安理会。如果有一天中华民国离开了联合国，全世界将会知道并不是由共产党人强逼赶走的，而是由美国赶走的。

    阻止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台湾游说团

    不管美国是什么党主政、对华政策的决策人物是谁，美国影响外交的两大部门行政部门与国会总是互相牵扯。国会有100位参议员，400多位众议员，这些人互不隶属，在美国政治架构中掌握实权。

    这样的政治构架决定了游说团的存在，台湾游说在美国的影响之根深蒂固，除以色列外无出其右。而且可谓历史悠久，上世纪40年代，宋子文、宋美龄为争取更多美国的援助前往华盛顿，拉拢了一批所谓有力的美国朋友（即所谓的China Lobby），包括罗斯福总统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报界大亨陆席(Henry Luce)等人。战后再由孔祥熙、陈之迈等蒋家巨头赴美加强其力量、争取更多的美援，操纵亲蒋的美国舆论，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其所谓的美国朋友( Taiwan Lobby)、包括了一批国会议员、银行家、企业家、贸易业主、新闻记者等。

    陆席(Henry Luce) 和他主导的中国国会游说活动在科恩（Ross Koen）的《美国政治中的中国游说团》（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中有很详细的介绍。陆席1898年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在中国生活到十五岁才回美国念书，后来创办美国《时代》周刊，《生活》画报等著名刊物，陆席也是美国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蒋介石夫妇关系密切，多次把蒋介石夫妇作为年度人物登在《时代》和《生活》的封面上。陆席死于1967年。根据一些美国学者估计，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阻止了美国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达十八年之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控制着美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传媒王国和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基金。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两人的共同信念，就是天下人都可用钱收买。民进党执政以来，在美国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从事游说的经费，增加了好几倍。有一次卡特总统写了个条子给当时正在与台湾驻美代表交涉的苏利文（Sullivan）。苏利文和台湾代表的会议推迟了一个小时，结果一个佛州的参议员打电话来，根据卡特条子的内容向苏利文兴师问罪，说他对台湾太不友好了，其实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呢，内容更是没有公开。台湾方面不但知道了卡特条子里写的是什么而且已经找到帮着说话的参议员了，无论是搜集情报还是活动效率真够惊人的。

    不确定的友情

    在重欧轻亚的传统下，美国在非欧地区没有对欧政策那样的成熟决策过程。在欧洲以外地区，常常因过度承诺，一步步加深介入台湾、越南、中东等问题，有批评者认为，决策者对适当使用美国资源的敏感度不够。

    从对台政策来看，美国对外使用其资源的优先次序，其心中自有一把尺度。冷战时代，美国决策者始终认定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朝鲜与中共开战是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既然非打不可，但美国谨慎小心的不轻易给台湾国民党政权保台或保外岛的承诺，以免与大陆再次开战。所以台湾国民党政权花了4年时间都无法说服美国签订正式的协防条约。美国虽然从未排除签订多边或者双边防御条约的可能性，甚至认为迟早要订约，但在台海危机爆发前，这件事在国务卿杜勒斯诸多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中，很靠后。第一次台海危机，大陆炮轰金门，才为台湾与美国结盟踢进临门一脚。这件事足以说明美国为了保持行动弹性不愿与台正式结盟。为了解决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打算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案以保持台海现状，才以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为条件，希望换取蒋介石不否决该案。美国大使蓝钦在第一次台海危机过后，感慨美国缺乏应对中共攻击外岛的计划，以致危机爆发后一阵慌乱，除了使用核武器外，不知还可采取什么行动，却也不想发动核战，变成除了妥协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私下不断退缩，主要是艾森豪威尔强调打蛇要打七寸，如果非战不可，他宁可打苏联，不原打中共。曾经的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说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基础是“权宜主义加机会主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依然基于从现实出发的利益算计。美国能够给予台湾的顶多算是“不确定的友情”。只要中国屹立不摇，台湾独立就必然无望。美国有人认为，如果现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中美关系将倒退30年，也就是再次回到尼克松时代。在那个时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来中国访问，是美国人自己纠正长期对中国实行的不现实的政策，历史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