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带来巨变 开启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阀门

步天涵谷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趋于现代化的历史。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社会心理最为矛盾、社会意识最为混乱、社会思潮最为庞杂的时期。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考察，辛亥革命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

从渐变到革命的变化催生出的新政治心态

中国传统的社会心态是求稳怕变，即使要变，最好也是渐变，不希望急变剧变。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实际上就折射了国民的这一心态。但晚清的政局已逐渐使各阶层的人认识到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不二法门”。

可以说，革命的意识已深入各阶层心理之中。比如新知识分子官僚。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新知识分子中很多是在日本留学，主要学习军事、政治、法律，回国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政界和军界。他们之所以进入体制内，并不是选择地位，而是选择职业。他们把自己从事的职业看作是实现现代性方案的手段，即从内部对现实制度作根本的改造。他们“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比如立宪派发动的立宪运动算是立宪派对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次尽忠，是为封建帝制送终吟唱的挽歌。此后，越来越多的立宪派转向革命。时人这样描述立宪派政治心态的变化过程：“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很多地方的光复都是由立宪派绅士发动的，如浙江省53个州县的光复，由立宪派绅士主持发动的就有30个，由革命党人联合绅士发动的就有20个，占94.3%。当然，立宪派假革命、投机革命者亦为数不少，而这恰恰证明革命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了。再比如买办。作为晚清“另类”的社会上层，买办有变革的意愿，曾先后成为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有一部分人甚至加入了革命派。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员中不少是买办。其后，孙中山在世界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时，都得到了买办的支持和援助。买办虞洽卿等人在上海革命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于草根社会的下层民众，革命愿望最强烈。辛亥革命前，下层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已呈燎原之势，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说：“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轻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天不灭清清自灭”、“墙倒众人推”，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心态，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石约翰则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概括辛亥革命，说的就是这种政治心态。

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

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使原来仅为涓涓细流的民众参政意识变成了一股世俗浪潮。人们以谈论“革命”为时髦，甚至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也心存革命。尤其是随着文化信息化的发展，各种新观念不断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所接纳。据统计，民初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平均每10人1份报纸。“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至于政体问题，认识上仍很模糊，参政的行动也缺乏自觉性。因此，民国建立后，“社会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不管农村、城市)也还大多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甚至当袁世凯一再破坏民主共和，废弃《临时约法》，当上终身总统时，各地民众反而弹冠相庆。武汉、南昌等地的商学工界，还举行了庆祝袁氏“大总统选举法”颁布的活动。经过护国运动，民众增强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参政意识大为浓厚。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南京在民国“三、四年皆寂然无所举动，今此共和再建”，“各界皆兴高采烈”；苏州“上中下社会人等瞻观灯会者，几有万人空巷之势”；无锡也出现了“自共和以来，举行国庆之第一盛况。”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众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议政也渐趋自觉。

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

封建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人们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行为具有封闭性、分散性。而统治阶级历来就视民众组织为大忌，严格禁止。这样，在人们的组织意识中，笼罩着“君子群而不党”的伦理规范。因此，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党产生，有的多为秘密结社。

政党是“近代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经济的产业化、阶层的市民化、政治的世俗化、文化的信息化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此后，中国人民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逐渐由秘密结社变为政党。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民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由于民初政治空气活跃，国民的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312个。各政党相互竞争，形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政治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尽管民初政党政治很不规范，但它毕竟初步实现了国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组织行为的有序性。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所以，中国政治才得以加速发展。这以后的国民政治活动，都被规范在政党或政党性社团的领导下。但真正使广大民众具有科学的组织意识、团结精神，并形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封建社会，社会意识被蒙昧在迷信之中。广大民众在儒学教化下和专制政治高压下，混沌地生活着。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意识支配。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它使国民第一次听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重要源头。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有现代意蕴的事物被接受了，符合时代风尚的道德被提倡了。如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就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但到辛亥革命前后，“断发易服”不仅仅具有改良社会风尚的意义，“兹事体大”，还带有鲜明的反清革命的政治色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大力推行剪辫和放足，传统的婚姻习俗，社交礼仪也发生改变。当然，由于传统的顽固性，新风尚主要在城市市民中推行，广大的农村仍然没有多少变化，即使发生了鲁迅笔下的“辫子风波”，也没有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带来多大涟漪，反倒证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后，社会意识变革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开启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近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同时，又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也是对辛亥革命的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