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危难之时”：袁世凯在济南干的那些事儿

刘恒宝

2010-08-04  来源： 济南日报

      济南，珍珠泉大院内。头天夜里，济南刚刚下了一场小雪。雪后初霁，珍珠泉泉池上氤氲着一片薄雾。几步之遥的巡抚大堂里，连夜从德州赶来接印的袁世凯，顾不得一身疲惫，便于卯时开始办公。不到一个时辰，一份由他签署的《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便贴在了抚院门外的八字墙上。

院前大街，是老济南最繁华的地方。冬日的太阳刚刚升起，凛冽的北风依然刮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抄着手纷纷驻足在八字墙下，想看看刚刚到任的代理巡抚有何动作。却只见那告示上赫然写着：“悬赏购线，分头采拿”，“务将各州县附近散厂(即义和拳会)一律查封标禁”，“如敢拒捕，格杀勿论。”格杀勿论？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看来这位41岁的新巡抚是“来者不善”啊。

自从上一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开始对新政进行全面清算，维新派人物被到处追捕、处斩、圈禁和罢官。清廷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和保守，又直接影响到了社会上早已存在的仇外情绪，各地教案频频发生。从1897年曹州教案起，到袁世凯署理巡抚，三年内，因民教冲突愈演愈烈，山东巡抚先后换了四任。

毓贤曾长期在山东为官，是出了名的酷吏，专行以重典治乱世的方针。他在任曹州知府和山东按察使时，就以嗜杀闻名天下。据《十叶野闻》记载：“曹(州)多盗，毓贤至曰：是易治也。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锁其颈，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据说，他治理民教时，曾一次就杀了5000人。但由于他的前任张汝梅的以抚代剿政策，结果使山东处处拳会剿不胜剿，面对一个烂摊子，毓贤也颇感无奈，只得放任局势恶化下去。“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就起于毓贤。再后来，义和团竟然举起了“毓”字大旗。1899年11月28日，迫于列强压力，毓贤以处决朱红灯等案犯塞责。12月6日，毓贤即被召入北京陛见问责。此时，正在德州一带驻防的袁世凯“入觐召对，切陈时弊”，被派署理山东巡抚。22日袁世凯“弛抵德州”，25日晨便赶到济南正式上任。

袁世凯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当时山东是全国最乱的省份。除去遍地拳会和民教冲突外，还有德国修铁路、开矿与沿线百姓的冲突，整个局面如一团乱麻。上任之初，袁世凯便制定了治理山东“绥靖地方，消除乱源”的基本方针。对于教案和修路开矿，他则一切按约章办事，没有约章的，马上谈判签订约章。当然，袁世凯最初对义和团大刀阔斧的做法，也受到朝廷一些官员的反对，京城翰林、御史等台谏官员在他上任不久便纷纷上折，说他“长于治军，而性情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

一晃20天过去，1900年1月13日，还是在珍珠泉畔的那间巡抚大堂里。

袁世凯一口气写了篇长达数千言的《复陈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折》，针对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向朝廷汇报了平息民教冲突所采取的措施。在奏折中，袁世凯对朝议对他的批评、不满作出了激烈的反驳，并申明了自己解决山东教案问题的思路。他认为，民教冲突不在于民，也不在于教，而在于地方官员“不能持平办案”。他奉行的基本方针是标本兼治，所谓治本，“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条约章程，整顿吏治。”所谓治标，“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除匪类，化导愚氓。”没料到，袁世凯的强硬陈述倒是很合慈禧太后当时的胃口，看到奏折后，她连连称赞道：“所奏颇中肯綮”。
有了尚方宝剑，袁世凯施展开了拳脚。未过数月，义和团大部竟被赶出了山东，局势竟渐渐平静下来了。《容庵弟子记》卷二记载当时的情形是：“山东省境内肃然，由直隶避难来山东的人，就像到了乐土。联军攻破京城后，派兵四面出击，保定、深州、冀州、河间、沧州各处教民报复，遍地烽烟，惟到德州地界，则收兵不再前进。于是德州附近老百姓家，都以白石灰书写‘山东地界’等大字于墙壁之上。……所以李相(即李鸿章)致公的函电中有‘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的赞语。”而“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见《凌霄一士随笔》)

由于治绩显著，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去掉了“署理”二字。将所谓“团匪”赶出了省界，山东也平静了许多，但坐在珍珠泉大院巡抚大堂上的袁世凯却未敢松口气儿。这一天，他正在巡抚大堂后面的海棠园里踱步，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处理义和团残部，彻底解决民教冲突问题。

忽然，“有炮队管带刘朝燕前来参见。(袁)公说：‘拳匪猖獗，已发给了子弹，派队分路兜捕围剿。你在齐东，情况如何？’刘回答说‘齐东有一座大村庄，居民七百余户，拳匪盘踞已久。土寨坚固，而且有快枪，军队到时，匿居于民房；军队离开，则四处骚扰，怎么办呢？’公说：‘办大事，不可以有顾忌心理。假设再姑息容忍下去，哪还能有肃清的那一天呢？你马上带队前往，如果再抗拒，立即开炮轰击血洗，造孽归我一人承担！’不久就听说全省拳匪平定，得利于齐东一役。公之运筹决胜，于此可见一斑。”这是曾在山东多处任过知县的曹倜在《古春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他目睹的一幕。

另据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记载，去掉“署理”的袁世凯，对义和团更加痛下杀手，“自(1900年)四五月以来，山东袁中丞所杀团匪不下四千人，从未有宣布赦免的。属下各官捕获到团匪，禀告询问是否押解到济南候审，中丞一律命令就地正法，毋庸送来。其部将奉令前往剿匪者，中丞全叮嘱说‘凡是团匪，尽数杀掉。’”在朝廷当时明剿暗抚的方针下，山东行的却是明抚暗剿，格杀勿论，没有巡抚一人扛着，谁敢有胆子如此大开杀戒？

袁世凯初到济南，按说初来乍到光熟悉情况就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官场中还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些办法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据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回忆：“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员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予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以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袁世凯接任巡抚时，当年小站练兵时曾弹劾过他的御史胡景桂正巧在山东任按察使。得罪过的人成了顶头上司，胡景桂难免惴惴不安。袁世凯则不计前嫌，一见面“即与(胡景桂)笑谈往事，并开诚接纳，悉泯前嫌。”(见《容庵弟子记》卷二)他不念旧恶，还任命胡兼任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参与新建陆军事务。此后，胡景桂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多次被派任重要公务。在向朝廷写的秘密考评中，袁世凯也给予胡景桂高度评价：“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后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向清廷提出的惩办“祸首”黑名单中就有胡景桂，按理说袁世凯正好可借洋人之刀砍下胡的脑袋，可他却几次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的冤情，敦请德国领事到北京说情，救了胡景桂一命。袁的这番举止让胡景桂大受感动，从此对袁更加忠心耿耿，竭诚效命。以后袁世凯调任直隶，也随即将胡景桂一同调往。直至病逝，他一直追随于袁世凯左右。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太原。袁世凯立刻想到这是讨好太后的难得机会。“念山西素来号称穷省，扈从万众，需用浩繁。于是与司道等筹商，迅速筹集了十万银两……派员押解，奔赴行在。”前面提到的曹倜就是首批押解物资去山西的官员，他回忆这批物资除白银外，还有绸缎二百匹、水果四十桶，从济南到太原共走了十四天。到后，军机大臣王文韶对他说：“各省饷银都没有到，山东首先送过来，可称得上救了急”，“两宫大为赞许”。这一雪中送炭的举动，令慈禧大为感动，为日后提升袁世凯大大增加了筹码。

袁世凯在珍珠泉大院期间还运筹办理了一件大事：创办了我国首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1901年9月，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他专门调蓬莱知县李于锴前来济南筹备，“课程奖章，皆(袁)公所亲定”。是年11月，在济南泺源书院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正式开学。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一说是周学熙)，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1904年学校迁至济南杆石桥新址(现省实验中学)，改为山东高等学堂。

1901年11月7日，78岁的“中兴元老”李鸿章去世。两天后，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济南珍珠泉大院，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