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谢觉哉

步天涵谷

谢觉哉为“延安五老”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不论身处何种环境，他总是心中装着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办事，为人民谋利，一贯实事求是，不求虚名。“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腐败分子，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怒不可遏！

1933年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有半天工夫，所以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可是，杨世珠在汇报时，只谈工作成绩，闭口不谈存在问题，还一口一声“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一个劲地讨好奉承，套近乎。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或所答非所问，或前后矛盾，语焉不详，这不禁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

中午时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说是为中央领导接风，谢觉哉当场给予了严厉的指责。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谢觉哉见到杨世珠、蓝文勋等一脸慌乱神色，心中的疑点更多了。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马上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下午，谢觉哉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中执委派来工作组进行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有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 4000余元。

谢觉哉这个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怒不可遏，他在县苏维埃常委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污吏！”接着，谢觉哉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结束检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谢觉哉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主要内容有：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3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执行单位必须同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金额、程度、影响，处以警告、撤职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

此项《训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实施。此后，在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运动。在反贪倡廉运动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形象、生动地记叙了这个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全国解放后，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还常常回忆这段往事，称当时的《训令》尽管不完善，较粗浅，但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定和颁布的法制条文。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其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

1949年11月1日，谢觉哉担任了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他提出内务部的工作，必须“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在内务部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解放初期，人民生活贫困，加上河堤长年失修，常常溃决泛滥，灾情遍野，救灾工作便成了内务部工作的首要任务。谢觉哉经过调查后，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全国的灾荒情况。随后，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为主任，谢觉哉为副主任，具体领导工作由谢觉哉承担。

谢觉哉认为：给灾民发放救济粮、救灾款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更重要的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9年期间，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曾先后2次到山东，3次去河南，还到过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21个省、市、自治区，协同当地政府开展安置灾民、建设新家园、优抚军烈属等工作。

有一天午餐时分，谢觉哉没要当地干部陪同，也没带警卫员，仅由一位秘书跟随，走进了一户人家。当时，主人家正在吃饭，见来者不是当地干部，急忙将吃的饭收起来。谢觉哉抓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主人有点为难，推托说，饭不多，要另做。谢觉哉执意要吃他们刚刚收起来的饭，主人只得端了出来。谢觉哉吃了几口，感到难以吞下，细致询问，才得知原是棉花籽饭。老大娘见谢觉哉吞吃困难，情不自禁地哭了，两个小女孩也跟随奶奶哭了。谢觉哉安慰她们说，困难是暂时的，要挺起腰杆，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告别时，他还包了一点“棉花籽饭”带回机关，教育干部。

谢觉哉对优抚工作也非常重视。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各革命老根据地，谢觉哉为总团长，下设9个分团，共有8400 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50个医疗队。谢觉哉随中央苏区分团赴江西、福建，访问了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老根据地。在南昌，谢觉哉特意代表中央政府拜访了方志敏烈士的母亲。8月盛夏，烈日似火，谢觉哉身穿灰布衣，臂戴访问团臂章，脚踏红军时期的草鞋，神采奕奕，奔走在老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间。在瑞金，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拨开人群，挤到谢觉哉面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说：“谢老，我们早盼星，晚盼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终于回来了。”谢觉哉拉住他的手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根据地的父老乡亲来啦。党中央和毛主席很想念你们。你们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勋。”欢迎的人群沸腾了，“欢迎访问团亲人到来”的呼声，震撼着山岳。中央访问团给各根据地人民送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赠送了慰问牌匾、荣誉勋章和救济、抚恤物资。

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谢觉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明确指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在内务部建立了来信来访领导接待制度，要求所有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都要亲自接待来访，每星期至少接待一次，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谢觉哉的左耳基本失聪，每次参加接待工作，往往要比别人花费更大的精力，但他总是非常注意尊重和关心对方，从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话。一次，一位老年人来访，讲着讲着，突然伤心地哭了。谢觉哉一边劝慰，一边让通讯员倒上一杯茶，请他歇一歇再讲。老人非常感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您这个老同志真好呀！即使这次问题不能解决，我心里也舒服呀！”

在内务部，谢觉哉针对信访接待工作订了一个原则，就是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他常常选一些性质重大或久拖不决的问题，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各业务单位和信访室工作人员，以资借鉴。他还经常谆谆教育信访工作人员：“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重要桥梁，是我们为民解忧的重要渠道，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

1959年春，谢觉哉率慰问团来到井冈山老区慰问。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进一步发挥说：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共产党的官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

谢觉哉经常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他反对公事来了，层层往下批，“办好了”，又层层往上送，这个“长”签个“阅”，那个“长”署个名。他指出：“长”字号的人，万万不能懒，虽然不能也不应件件亲自动手，但必须择要的，亲自动手。谢觉哉多次讲到中国是一个“官国”，并且一向对此深恶痛绝。他对“官国”的弊病，洞若观火，时时口诛笔伐，动员大家起来扫除。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步天涵谷

不做挂名的高院院长

1958年春，75岁的谢觉哉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党中央、国务院虽然考虑了他的请求，但从党和国家人事安排的总体考虑出发，仍准备推荐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人们的视线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名高位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同志劝他道：“谢老，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谢觉哉深知这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照，尽管自己已经76岁，可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所以只挂名是管不好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 ’，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

谢觉哉通过几十年司法工作的实践，深深体会到要不出现或少出现冤假错案，就必须走出法院，多做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1958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事务中许多重大事项都不按规矩和程序办。在全国法院系统，当时的各地法院出现了用电报报案的做法。谢觉哉觉得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改变的问题，而是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以致发生冤假错案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心和期望。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都要亲自办几个案件，并说：“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他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废除电报报案制度，恢复1956年以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刑案必须同时报送案卷的做法，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此后，全国各省、市法院大批大批的案卷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一捆捆地堆满卷柜。谢觉哉以身作则，许多大案、重案坚持亲自办理。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提醒各级司法人员：“从冤案的数量来看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被判冤刑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对于冤判者本人、家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该是多大啊！”

在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4年多岁月里，他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所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亲自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有一年，他碰到湖南一个告状的人，是湖南一位有名的烈士家属。这位烈士家属说，江西法院判她儿子是反革命，她不服。原判认定她儿子当过国民党长沙保安队的迫击炮连长。她说并没有这回事。谢觉哉看了材料后，发现这个人只有30岁，解放时只有20岁，又是一个颇有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国民党怎么会要他当迫击炮连长呢？但是判决书上说，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谢觉哉怀疑，到底是什么档案？查清没有？他做了细致的调查，认真地查阅了档案，这才弄清原来是同名同姓引起的冤案。那个真的国民党军队迫击炮连连长已被镇压了。原审判员在判案时，没有查阅那个档案，就轻率下了结论，结果酿出一桩冤案。

1961年，谢觉哉收到一封寄自甘肃的人民来信。写信人名叫张志远，1953年被县法院以破坏民族政策及强奸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不断向上级法院申诉，均被驳回，现已坐了8年牢。谢觉哉感到有些蹊跷，10年牢已坐了8年还在申诉，说明此人很可能有冤情。他请工作人员调来案卷，认真审阅，并派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前往甘肃，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一起进行复查、取证、走访、分析，结果案情真相大白，确实是一桩冤案。

谢觉哉经常说：自古以来，法院就是辩论是非曲直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法院，也有不讲道理的，判决书上不写或写不清道理的相当普遍。上诉驳回，也往往照抄原判决书上的话，添上“上诉无理，维护原判”。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老爷”，而不是“ 法官”。他常常告诫各级司法人员，“处理上诉、申诉案子要认真。人家既然提出了上诉、申诉，总有他认为对的道理，应该考虑、分析，调查研究，对的接受、改正；不对的解释批驳，以理服人，不能用轻率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上诉或申诉”。
“不能给我脸上抹黑”

谢觉哉觉得干部子弟容易产生优越感，他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讲，“内省是无止境的”，并叫他们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座右铭。谢觉哉的一个儿子上中学时，在学校违反了纪律，一位教工批评了他，儿子不服气，不以为然地顶撞起来。谢觉哉得知后非常生气，把儿子叫到身边，用拐杖指着他的脑袋说：“太不像话了，学会瞧不起人啦！人家批评你，你还和人家顶嘴，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中感到有愧，就躲到一边哭起来。谢觉哉见他已经开始认识错误，便把他拉到身边，和蔼地说：“不要以为爸爸是国家干部，你就可以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要知道只有谦虚谨慎，才能使你进步啊。俗话说：知错改错不算错，你要拿出行动来改正错误。”当天晚上，儿子写了一份检查。谢觉哉看后，高兴地鼓励他：“好啊！要学会做自我批评；不肯做自我批评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也永远不会成为高尚的人。”平时，在给子女的书信中，谢觉哉曾多次提醒孩子要谦虚谨慎，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说，只有谦虚，才有可能学到一点东西。不耻下问，老老实实，才是聪明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的孙子谢金圃在湖南宁乡一所小学教书。听说祖父在北京做了大官，谢金圃便高兴地给祖父谢觉哉写信，希望祖父出面，让他踏上仕途。接信后，谢觉哉很快给谢金圃回信说：“……你的身体长得不强壮，体力劳动不大行，做一个人民需要的小学教师，也是好的。当然不是说一点体力劳动也不要做，做些不大吃力的体力劳动，于生产有好处，于身体也有好处……”谢金圃接到祖父的来信，虽有所触动，但还是来到北京，当面求祖父为他捞个一官半职。谢觉哉耐心开导他说：“你呀!莫说当干部，就是做个合格的小学教师也有一定的距离，我看了你的来信，就知你根底并不厚，还须努力学习，不然会误人子弟。”在谢觉哉的教育下，谢金圃安心从事小学教育，直至退休。

1957年春，谢觉哉回到家乡湖南宁乡。亲属们来到他的旧居来看他，谢觉哉说：“我这次回来，你们请了厨师做饭，还杀了一头猪，这样不好。当然，我离家几十年，热情接待一下，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你们要知道，现在老百姓吃肉还有困难，可你们杀猪招待我，老百姓一定会说，谢胡子是做大官了，衣锦还乡了。”谢觉哉看看大家，神情严肃地说：“从明天早上起，大师傅一定请回去，不是你们亲手做的饭，我不吃。今后，你们作为我的亲属，一定要老百姓都讲你们做事说话像个谢胡子的亲属，我才承认你们。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向政府要补助，不能给我脸上抹黑。”谢觉哉有3个姐姐、1个妹妹，都不幸去世了。家庭会上，谢觉哉的妹夫提出要谢觉哉为他找一个工作。妹夫失去妻子多年，谢觉哉十分同情他，在亲切地安慰了他后，严肃地说：“人事安排是组织部门的事，我无权过问，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如果要我安排，除非你去当部长，我回家作田。我看你还是在家种田为好。请你们记住，今后谁要我安排工作，都是这个答复。”

1961年12月6日至8日，谢觉哉第三次回到宁乡。孙媳曾文义见到祖父谢觉哉十分高兴，同他聊起了家乡的情况。谢觉哉问到她个人的工作情况时，曾文义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正在精简城镇人口和职工，我可能属于精简对象。”曾文义是公社医院的药剂师，是1958年以后才参加工作的，属于精简对象。谢觉哉关爱地说：“按理，我要为你说句话，保住你的工作，但我是你的公公(即祖父)，是党的高级干部，只能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所以，文义呀，你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回乡!”后来，曾文义主动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回乡申请，告别了她心爱的药剂师工作，当上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