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古迹卫士":在战火中竭力拯救欧洲文化

文卓

　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提起它，人们就会想到D日（诺曼底登陆），突出部之役，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偷袭珍珠港，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等等。可是在欧洲战场前线，在战争的中心地带，活跃着一群这样的战士，他们不是与敌人直接拼杀，而是要减少战争的破坏力，减少战争对教堂、对博物馆、对其他古迹的破坏。盟军攻入德国，他们工作的重点便是搜寻被盗或失踪的文物和艺术品。这批无名英雄被称作“古迹卫士”，共计三百五十人，来自十三个国家。他们所在的单位是“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一般简称为MFAA。参军前他们一个个都是文物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或是建筑师，或是教授，或是博物馆长，一律都是具备专业技能的精兵强将。他们的战斗任务非常明确：竭尽所能拯救欧洲文化。他们平均四十岁，最大的已是六十有六，是老当益壮的一战老兵。他们领命于罗斯福总统，受助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可没有车辆，没有汽油，没有打字机，没有实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强盗争夺中，他们利用记录文献、博物馆雇员的便条日志，将种种蛛丝马迹，把各种碎片汇总拼凑起来，绘制着他们的寻宝图。在寻宝中，他们奋不顾身，有的献出了生命。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漫步于这般雄伟的卢浮宫，还能仰望沙特尔这般巍峨的大教堂，欣赏《最后的晚餐》这般伟大的画作，都与他们的护持分不开。

　　我们知道，希特勒曾梦想成为米开朗基罗那样的画家。可他学习不专心，成绩一般，没有过人的才能，两次投考维也纳艺术学院都名落孙山，他认为这是由犹太艺术专家组成的评议小组在作祟。他成了流浪汉，几近赤贫，靠临摹明信片糊口，这样的日子长达十年。他下定决心，先清除打扫，后另起炉灶，要在德国建立空前绝后的大帝国，一个最强大、最有秩序、人种最纯的帝国。

　　在登上总理宝座之后，希特勒对艺术还痴心未改。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曾这样恭维他的主人：艺术家的气质乃是希特勒最基本的特征。希特勒从1920年代初就开始收藏艺术品，随着权势和财富的增加，他的艺术收藏也是水涨船高。他的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又善于立法，在“元首优先”的幌子下，他的巧取豪夺便成了“合法所得”。他在慕尼黑建立起德意志艺术馆。他还要把家乡林茨建成“多瑙河畔最美的城市”，要和维也纳一比高低；并挑选最好的艺术品充实林茨的博物馆，是为“林茨的特别任务”。

　　1936年希特勒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是将德国种族问题推向“最后解决”的第一个法律步骤，所以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法律工具”。于是纳粹便“有法可依”地将犹太人的艺术收藏悉数充公。在后来的年月里，纳粹头目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更是将带有种族目的的没收转为对艺术品的掠夺；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是攫取艺术品的行家，有时甚至成了希特勒的竞争对手,然而在元首面前他总得要退避三舍。

　　在希特勒的规划中，被征服的东欧斯拉夫人只能充当为雅利安人提供消费品的奴隶，他们大部分的文化偶像都要摧毁，伟大的建筑也要夷为平地，雕像烧熔，做成炮弹。对西欧他却手下留情，认为没有必要剥夺这些国家的艺术保藏——比如说名画《蒙娜丽莎》和《夜巡》，他完全知道它们被藏在何处，但他觉得，至少不必马上动手，反正第三帝国将延续千年。1940年戈培尔奉希特勒之命委托柏林国家博物馆主管库梅尔编撰了一份清单，列出所有西方世界“应该”属于德国的艺术品：自1500年之后所有取自德国的艺术品；受德国委托或在德国境内完成的作品；以日耳曼风格创作的全部作品。“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嘴脸！《根特祭坛画》（俗称《神秘的羔羊》）分明是比利时文化的奠基之作，可在纳粹眼中其画风足够“日耳曼化”，故而应归他们所有。

　　1939年至1940年德国刚要发动进攻，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主管雅克·若雅尔就将卢浮宫内一件件国宝疏散转移了出去。大部分作品是集中运送的，而《蒙娜丽莎》则是坐上了担架，继而上了卡车，到达目的地时，完好无损。艺术品的存放地大都在偏远的古堡中，目的是防止空袭。法国兵败山倒，德国人后面紧追。德国飞机在上空盘旋，有人在草坪上用硕大无朋的白色字母赫然写上“卢浮宫博物馆”的字样，以使得德国飞行员知道艺术珍宝就在其中，不要丢炸弹。正如美国古迹卫士汉考克上尉所说，“德国人控制大局时，就纪律严明，举止正常——而当他们的征程来日无多时，就开始狗急跳墙。”希特勒和法国签订和平条约，要“合法地”夺取法国的文化财产，一如一百五十年以前拿破仑利用单边条约夺取普鲁士文化财产一样。纳粹驻巴黎总督阿贝茨任命弗兰茨·冯·沃尔夫-梅特涅伯爵为艺术品保护部的主管，负责具体操作。沃尔夫-梅特涅家族乃是德国名门望族，其封号可上溯至普鲁士王国时期。他不仅是德国贵族，还是个纳粹。然而他并非狂热分子，而是通常说的，是一个“好纳粹”。他和若雅尔密切合作，坚决按照《海牙公约》办事，致使不少落入纳粹囊中、即将运往德国的文物又被送回卢浮宫。两人的机智勇敢与精诚合作，虽然使得法国的国家收藏得以保存，然而私人藏品却遭到劫掠。梅特涅伯爵是在拿他的地位和生命冒险，他只做“对法国有利的事儿”，1942年即被撤职。

　那些古迹卫士艰苦卓绝，为拯救盟友的文物和艺术品踏破铁鞋。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敌人的文化，而最终还得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完璧归赵。来自加拿大的罗纳德·埃德蒙·巴尔弗在德国工作时，被炸弹弹片击中脊椎而死。他曾就读剑桥大学，淡泊名利，一心追求知识，被人称之为“绅士学者”。

　　汉考克本是雕塑家，乐于助人，乐观向上。他来到遭轰炸的波恩，看到废墟之中，竟有樱桃树，“寂寞开无主”，不禁感慨系之。他又来到贝多芬故居，四处浓烟滚滚，而此方圣地，竟然屹立不倒。他走进黑乎乎的门厅，登上窄窄的木梯，满怀敬畏之情，站在一间小小的阁楼里，那里便是贝多芬的出生处，他想起废墟中盛开的樱桃花，于是喟然叹曰：“即便是在德国，仍有希望与美丽——还有幸福，还有艺术存留下来。”

　　这些古迹卫士是怀着对德国纳粹极端仇恨极端厌恶的心情来拯救德国文化的。1945年4月，美国第三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到那些可怜的幸存者挤在朋友和爱人尸体下面躲过一劫，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饥饿到极点的幸存者却没有能力吞咽美国人给他们的食品；一个个倒地而卧，痛苦万状地捂着肚子。汉考克和科尔斯坦虽然都到了魏玛，可他们没有勇气去参观几英里外的布痕瓦尔德的死亡营和毒气室。魏玛是德国的文化名城，那里屹立着德国文学双子星座歌德和席勒的塑像，和不远处的焚尸炉相映成“趣”。科尔斯坦属于美国第三军，头脑灵活，可情绪容易波动，曾经创办“纽约芭蕾舞团”。得知集中营的情况，他甚至连德语都不想学了，因为不想和德国人有任何关系。他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憎恨呆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钟”。

　　美军解放的第一个工作营奥尔德鲁夫是一个逼迫人工作到死的地方。三千两百具一丝不挂、骨瘦如柴的尸体被抛到墓地里。在他们瘦骨嶙峋的躯干上，虱子在黄色皮肤上爬来爬去。尸体的血液凝结成又粗又黑的血痂，那是饿极了的囚犯撕开死人内脏寻找吃的东西留下来的。那些见惯了血雨腥风的硬骨头老兵也不禁抹起了眼泪。连巴顿将军也说：“不亲眼看看这个龌龊的地方，你永远不会相信德国鬼子有多么混蛋。”

　　特别是那些古迹卫士，强忍着愤恨将人和文物分开。盟国士兵踏上敌国的土地之后，对文化古迹一般不会小心翼翼地爱护，很容易肆意掠夺。来自美国的古迹卫士波赛和科尔斯坦就编写教材，进行教育，让他们知道纳粹上台之前德国文化是何等伟大，希望能培养出他们对文物的兴趣和爱好，真可谓用心良苦。

　　不管古迹卫士如何努力护持文物古迹，可盟军的轰炸使得为数众多的古迹遭到毁灭。比如科隆，曾受到两百六十二次轰炸，“那真是超乎人类想象的毁灭”。据来自美国的古迹卫士司道特估计，该地区75%的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惟一存留下来的是科隆大教堂。这一哥特式教堂矗立在一片废墟里，显得挺拔，但也悲凉，这大约是盟军尚存怜悯一念的明证。战前科隆有八十万人口，而轰炸后只剩下四万人。这种过度的轰炸，只能说明盟军对德国憎恨的程度，化成齑粉，玉石俱焚，方解心头之恨。

　　古迹卫士视文物神圣不可侵犯。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曾在凡尔赛办公，手下的副官托德为讨好统帅，搬来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家具精心布置。他的美国同胞，古迹战士詹姆斯·洛里莫对此怒不可遏，和托德争执起来，最后宫廷家具一一归置原位。几天后艾森豪威尔来到办公室，对简单装修很是满意，只是嫌其过大，把一半地方让给了秘书们。洛里莫是博物馆界的青年才俊，中世纪艺术专家，年纪轻轻就荣升为大都会博物馆馆长。

　　在靠近德国东南边界的奥地利，有座名为阿尔陶塞的盐矿，已经开采了三千年。盐在古代是文明的基石，没有盐，食品就不能储存。整个社会延续，靠的是盐。战争后期，希特勒征用了这片矿区，要将艺术珍品深藏于此。盐具有吸湿的作用，温度亦有助于绘画和版画的保存。这里封存着维也纳博物馆的艺术珍品；1944年至1945年，一箱箱文物源源运来；1945年4月，一千六百八十七件画作从慕尼黑的元首大楼运来；其中有米开朗基罗的《布鲁日的圣母像》，阿尔陶塞的艺术珍藏价值约五十亿美元。这里的行政长官埃格鲁贝尔原为钢铁工人，狂热的纳粹党员，希特勒的死忠分子。他坚决支持希特勒的《尼禄法令》，亦即其焦土政策，要炸掉毁灭这里的艺术品。然而艺术品并没有被炸毁，也没有遭到损坏，八枚巨大的炸弹被运走了。矿井隧道装满了炸药，引爆炸药，隧道坍塌，封住了矿口，将满怀毁灭艺术品邪恶计划的埃格鲁贝尔拒之门外。炸药引爆被称为“瘫痪行动”，亦称“控制爆破”。而今要问的是谁下令实施了这次“瘫痪行动”？下令者当是拯救艺术品的大功臣。为抢夺这顶桂冠，演出了“五官争功”的丑剧。有人浑水摸鱼，谎报军情，甚至被选进奥地利议会，弄了个议员当当。然而随着谎言被揭穿，此人也被赶出议会。还有的说是阿尔陶塞的矿工发挥了作用，拯救了艺术。实际上许多矿工是纳粹。再者“瘫痪行动”需要专业知识，需要策划，不是一挥而就的事。最后查明，矿场主管埃米里奇·波奇穆勒和工头奥托·霍格勒乃是艺术珍宝保卫战的大英雄。原来军备部长施佩尔对希特勒的法令阳奉阴违，并没有去炸毁那些基础设施，也正因为这一点，纽伦堡审判没有判处他死刑。

　　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大学者陈寅恪也曾说过，亡国不可怕，怕的是灭史，只要有史，就可复国（大意）。而文物、文化、艺术品就是民族的历史，是他们最终极、最悠久的价值观念；所有从古往传承下来的、在艰难时世创造出来的，以及未来所能生发的东西都要加以守护。为异国、为敌国的文化而奋战不息，甚至搭上了性命，这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正如古迹卫士司道特所说：“保护教堂、圣地、塑像、绘画，是在向人类的习俗致敬；这些物品不只属于一个民族，而是属于全人类的遗产。这些文物古迹并非只是些漂亮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人类创造力的珍贵标志，它们还是信仰的表达，代表着人类自身与历史相连，将自身与其主神相连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