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日记中的辛亥

步天涵谷

《辛亥革命》由阿瑟•布朗博士（1856-1963）著，1912年3月在美国出版，阿瑟•布朗是美国来华传教士，他在1901-1902年、1909年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共写下了17本日记。他与中国的许多政要，包括袁世凯关系密切。作为同情中国革命、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描述了他亲眼见到的中国与中国人，作为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外的第三方叙述者，他的见证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让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成为可能。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

阿瑟·布朗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这使得革命更加迫在眉睫。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傀儡，装点大清帝国门面的工具，但慈禧太后却是一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以及非凡手腕的强力统治者。1900年，眼看京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她意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于是某些改革措施在她的允许下得以推行，这使她的国民吃惊不小，因为在1898年那位年轻的进步的皇帝正是因为鼓励这些改革而受到她的惩罚。慈禧太后究竟想把改革推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是公众热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她意识到已经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来对付改革派，所以她因势利导，站出来领导改革。因此她的死给大清王朝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究竟哪一派会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呢？

光绪死得太巧

很多人怀疑皇帝的去世不是因为自然原因。慈禧太后身边有很多死忠，无助的皇帝却不喜欢他们。假如太后死了，皇帝还活着，他必将向这些侮辱过他的官员复仇，这些官员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会丢了性命。不过，光绪皇帝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年仅37岁去世倒也正常，只不过他死得太巧，仅仅是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死去，这不得不让很多人产生种种联想。可是表示怀疑的人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宫闱秘闻在中国属于最高机密，保守得很严密；不管怎么说，一小部分人坚持认为，如此巧合的死亡实在少见。

皇位的继承者溥仪，是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博。这个孩子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醇亲王自己又担任了摄政王，载沣一时位高权重，毕竟是皇帝的亲生父亲，他做起事来便少了很多顾虑。比起前辈皇族来说，载沣拥有更好的时代机遇，可以更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曾在1901年作为皇室代表前往德国就1900年6月德国公使在京被杀事件道歉。大量事实证明，这位摄政王精力充沛并有发展民主的兴趣。但他还是不具备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卓越领导人的特质。

新寡的皇后成为了新任皇太后，她干扰了载沣的领导力，她不仅没有帮到小叔子，反而起到了消极作用。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对于自己部族的敌人怀有刻骨仇恨。而载沣所做的，也不是在安抚汉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反而激化了这种不满，本应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的汉人仍然没有太多发言机会。载沣忙着把权力集中到满人手中，他公然任命亲戚朋友担任陆海军及国内事务的最高职位，而这些亲戚朋友有相当一部分缺乏管控能力，性格贪婪、作风腐败。

新官上任三把火，载沣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罢黜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在这个争议四起的时期，袁世凯这位最适合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政治家被罢官了，他的继任者就是在1906年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见多识广的端方。端方是怀有开明思想的满人，这就意味着其仕途将走得更加平稳，很多人寄望于他的领导。然而端方却在1909年10月辞职，这使得所有对中国怀有真诚的朋友对大清王朝的未来感到担忧。表面上看，端方辞职的原因，是他允许下属去拍摄慈禧出殡的全过程，并在慈禧陵墓附近的大树上架起了电线。其实，他辞职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宫内的敌人。皇帝的家眷与太监串通一气，侮辱国家官员，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

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

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帝国民众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民心思变，接受了西方知识却只是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容易被鼓动且不善服从。中央政府因此而显得愈加羸弱，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

天真的议员以为自己在美国

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国内多家报纸都用大量篇幅进行了报道，有两家报纸还在头版用大红字来庆祝此事。很多省会城市建立起了雄伟的建筑，用作将来议会的办公地点，有一些则建在旧时科举考试考棚的废墟上。

然而，这些议员的素质却是千差万别。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期望，君主制下的民主会因团结和智慧展现出什么特色。因为有些议员的行为根本毫无价值。不过，也有些议员表示他们会严肃对待这份工作，个别议员甚至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对国家事务大胆建言，自由主动地为中央政府提供建议。中央政府对这样的建议虽然表示欢迎，但却不给予重视。地方政府的领袖们很愤怒，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获中央政府重视，清朝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因此日益加深。

国会的自由程度要比省级议会低得多。国会议员并非都由选举产生，其200名成员中有100人实际上是由省议会提名而来的。在美国，统治阶级为了让“安全”的人当选为“老板”而控制参议员选举，同样，这个国会里剩下的100人也是由帝国政府推选的，包括满族皇室、贵族和富商、官员，都是值得朝廷“信赖”的对象。

国会在1910年10月3日召开的首次会议，再次证明了它无法体现国家的新思想。可是仍然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国会议员打破了当时的限制，发起了争取国会独立和权力的抗议，虽然这些言行都相当浅薄，这些天真的议员以为自己享有美国国会议员的待遇。考虑到环境因素，这个在专制政府眼皮底下召开的国会还算相对成功，毕竟它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性，因为原先在清朝皇室秘密监控下的官员聚会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清朝政府最初的计划是在1915年召集国会。立宪派希望能将时间提前，反对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要求“推迟时间”。最后，由于国会和省议会态度坚决，政府最终被迫妥协，颁布法令将立宪改革时间提前至1913年。

无论国会有多少缺陷，但它的精神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代议制政府存在的基础是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民众的认可，而之前中国人认可的都是专制的皇帝和地方督抚。过去，由于地方自治的传统，士绅们只能在各自的生活区域内发表影响政府的言论，而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对国家和省级事务发表意见，虽然政府不一定尊重他们的意见。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一旦确立，就绝对无法取缔，无论它在具体实践中要遭受多长时间的限制。

埋藏炸药的导火线被发现得越来越多，政府的恐慌也越来越明显。1911年5月8日，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废除由五名军机大臣组成的军机处，成立由庆亲王奕劻和十个行政部门首脑组成的立宪内阁。奕劻在这个夏天颁发了一项因“迟到”而传为笑柄的政策，这份出名的政策文件包括如下内容：

官方体制正在进行改革，组织内阁的目的是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指导宪政的准备过程—皇太后和皇上很清楚现在国家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命令引进宪政，将实施宪政作为让国家强大的唯一方法。皇帝陛下对此极为关注。他很留意人们的呼声，因此缩短了建立立宪政府的时间。这一改变需要政府做出极大努力。

孤立于世终将被全面交往所取代，我们的保守政策也应由进步政策所替代。我国的财政、内政、教育、工业、交通、司法、国防、从属国事务、国际事务和其他事务都须改革，所有领域都不应落下。

步天涵谷

政策“来得太迟”

这项政策的确“来得太迟”，因为腐朽的满族勋贵小圈子所实施的政策已没有人再相信。腐败、反动和低效的统治阶层已不能满足中国新精神的需要。这个集团除了个别人以外，已经承认了任何事情都是被迫行之，要不是出于恐惧，他们一步都不想动。

革命时机已然成熟，一系列的起义事件让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可怕的征兆接踵而至，惶惶不安的摄政王发布公告，可怜兮兮地承诺他将答应实施所有能平息民愤的条件。

然而辛亥革命最终在10月10日爆发。1911年10月下旬，惶恐不安的载沣拥立五岁的小皇帝登基，并不顾脸面地发布罪己诏，表示帝国目前面临的困境“都是他自己的错”。

这种面子情结实在太可笑，载沣的罪己诏让痛苦和滑稽在其中混为一体。

国会在北京再次召开，并立即采取了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度。100名满清勋贵被另外的100名议员胁迫得不敢张嘴说话，即便是他们当中的温和派在试图发言时也因被大肆嘲弄而选择了闭嘴。于是，在一次会议中，国会就确立了宪法的19个基本原则，比1907年宣布的立宪计划迈出了一大步。这些基本原则仅给君主留下了毫无实质意义的权力，使人民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虽然他们要处于严格的有限立宪政府管理之下。11月3日，载沣发布诏令接受十九条基本原则，并表示他“将专门用一天时间前往太庙向清朝列祖列宗宣告，并向全国张贴皇榜公布宪法”。

与此同时，战火在加速燃烧。11月3日，上海光复，革命派拥有了出海口，并控制了这一海关税收丰厚的战略基地。留守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的清朝将领负隅顽抗，革命军不得不与之开战。12月3日城破之日，守城的清朝将领组织了几支没来得及逃离和等着政府发饷的部队作了零星抵抗，最终败下阵来。

1911年11月6日，载沣迫于局势辞职。其三年的摄政统治以炫耀和显赫开始，以屈辱和毁灭结束。其实起义造成的困境并非全是他的过错。他只是恰好在长期酝酿的革命风暴爆发时掌权，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成功消弭这场风暴。

清政府仓促间赋予了袁世凯最高权力。袁世凯重新回到北京，成为北方的实际领导。中国中部的革命者在12月建立了共和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三条内容相似的诏令宣告清朝皇帝退位，逊帝被默许留在共和国境内，他无条件地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所有要求，同时命令总督和各省行政长官效忠新政权。

清朝政权崩溃如此之快，表明满族统治的基础已经腐朽，中国人民正为自身的尊严和秩序而斗争。在如此辽阔的国家，能将革命进行得如此之快、如此和平，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四川革命爆发的5个月里，以及汉口光复的3个月时间内，18个省中有15个进行了革命。起义胜利的浪潮席卷整个长江流域。傲慢的大清皇帝以天子之名统治了将近300年的“天朝上国”已经灭亡；袁世凯这个曾被满族人罢官的汉人掌握了权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我所认识的袁世凯

阿瑟·布朗

我与袁世凯相识是在1901年夏的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递上我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他很快与我约定了会面时间。我准时到他的府邸拜会，他不但亲自在衙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请进了他的书房，这真是真心实意的以礼相待。

铁腕巡抚

他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42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脸庞刚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气度非凡，我想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引人侧目。他的态度相当真诚，通过他那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两年的翻译，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我颇为诧异的是，不谙英文、从未离开过亚洲的他竟然对美国的情况是那么熟悉。他向我谈起了他准备出版日报、设立一所军事院校与一所文科院校的计划。他将给山东省下辖的108个县分配名额，每个县必须至少选派两名学生进入他即将开设的军事院校和文科院校，他要锻炼这些学生的智力和体格，使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把在新学堂里获得的“启发与学识”带回自己的老家，再以这些毕业生为骨干，向每个县普及现代知识。他雄心勃勃地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其治下的3800万民众。他还设想了新学堂的外语教学问题，他认为英语、法语、德语的课程都不可缺少，考虑到在山东东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居民，德语应该成为山东学堂最重视的实用外语。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他的辖区之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的安全。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担任此要职等同于担任了清朝的宰相，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之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

“朕命将其斩立决”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

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由于袁世凯一直都是以革新著称的官僚，光绪皇帝曾秘密召见了他，并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认为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荣禄是维新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授予了袁世凯一个高级军职，命令他马上前往天津，率领军队去治荣禄的死罪，然后让他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凯毕恭毕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与荣禄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并没有砍掉荣禄的脑袋，而是向对方坦陈了一切，给了荣禄翻盘的机会。荣禄乘坐专列火速入京，面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光绪皇帝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显现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风格：她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命令亲信部队取代了皇帝的卫队；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将其关到了瀛台，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绪皇帝痛苦地写下这样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尽煎熬，袁世凯须负全责——待时机成熟，朕命将其斩立决。”

病势沉重的“足疾”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帝国的皇位由光绪年幼的侄子继承，光绪的弟弟载沣成为摄政王，光绪的妻子成为皇太后。由此中国的公众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官宦生涯行将告终，只要哀伤中的摄政王和皇太后胆量够大，肯定会将他斩首，但他们没有作出如此冲动的决定，因为袁世凯的势力实在太大，而且有多个欧洲列强的公使向清廷发出暗示，如果将袁世凯斩首，将“非常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定，摄政王载沣被迫作出妥协，将袁世凯撤职了事。

载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宣称袁世凯这位重要而且尊贵的官员为了国家积劳成疾，一直受到日益严重的腿部关节炎的困扰，出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朝廷让他卸下繁重的国务负担，安心养好他那病势沉重的“足疾”。身体健康的袁世凯，就这样回到了顺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静地过起了平民的生活。

袁世凯被免职回家的事情发生在1908年。1909年我来到北京后，与袁家熟识的牧师W.A.P马丁博士告诉我，袁世凯和他的儿子都认为，只要摄政王载沣和皇太后掌权，他都不可能官复原职，而且在当时的情况来看，让两人退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官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而言，这是一场让其地位一落千丈的突然变故，他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沦落为普通士绅，高傲的袁世凯步入了生命中的低谷，他在其功业和威望达到巅峰之际，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