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少年的教育难题（深圳，广州等）

王兴

“自闭症”少年的教育难题

2012年10月12日13:58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翊

　　被退学的自闭症少年

　　这是深圳12-9月一个周末的上午，循着悠扬的琴声走进郝楠（化名）家，龙龙（化名）正坐在钢琴前认真弹奏车尔尼钢琴快速练习曲。用专业钢琴教师的眼光衡量，龙龙的坐姿不够端正，态度似乎也不够认真高兴起来他的身子左右大幅度摇摆，不时扭头来寻找妈妈和陌生人脸上的表情。但对于郝楠来说，已经足够欣慰每周末自觉练习一个半小时，下午自己步行到社区钢琴辅导中心再上一小时钢琴课，如果不是因为今年5月份腿部意外摔伤，龙龙已经考过钢琴7级。对于一个15岁的高功能自闭症少年，你不可能要求更多。

　　1997年，郝楠生下儿子龙龙。一年后，因性格不合，她和丈夫离婚，独自抚养龙龙。龙龙4岁多的时候，郝楠的同事、宝安区人民医院总务护士在一次科室活动中小心翼翼地建议她带儿子去做个检查，“她觉得龙龙跟正常孩子不一样，不太会表达自己”。

　　“我妈妈是搞幼教工作的，她也发现，龙龙喊爷爷、奶奶的时候从来不看人。但是带过龙龙的人都认为，他跟我们是有交流的，而且他3岁时候就能流利地背诵乘法口诀，怎么会有问题呢？”郝楠说。

　　郝楠首先带着儿子去了深圳市专业精神病医院康宁医院。“当时的副院长张繁星让我填了一张关于儿童行为表现的量表，之后很肯定地说，龙龙是自闭症儿童。前后不到20分钟。”郝楠不相信短时间内得出的这个结论，第二天下午带着儿子去了广州中山三院找到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儿童发育行为专家邹小兵。“我填量表的时候，龙龙就在那边玩一些游戏，大概20分钟后，邹小兵问我"你离开龙龙身边，他会找你吗？"我说，可能会吧，但内心里并不是很确定。然后他让我到隔壁房间等着，那个房间和游戏室之间有块玻璃隔着，我能看到游戏室那边，但龙龙看不到这边的我。龙龙在那边玩了20分钟，一点也没意识到妈妈不在了要去找。”面对邹小兵写下的“儿童孤独症，也叫自闭症，属于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疾病”诊断，郝楠说她很忧虑，但更多是茫然作为一名护士，她对自闭症几乎一无所知。“包括龙龙的爸爸，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知道龙龙得了自闭症后，居然认为越严重越聪明。”



　　在北京“星星雨”，一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正在耐心安抚孩子。小朋友之间的争执常常会引发这些孩子的情绪失控（摄于2000年）

　　直到第一次听完关于自闭症的讲座，郝楠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郝楠说，听讲座的时候，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龙龙可能的未来生活画面：衣不遮体，肮脏不堪都是基于路边流浪汉的想象。一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怎么擦都擦不干。

　　为了得到更好的训练和照顾，龙龙从小开始往返于深圳与老家武汉，武汉梨园特殊幼儿园、武汉一冶五小、宝安天骄小学……“每次入学都没问题，但是伴随着时间流逝当龙龙表现出异常行为，这些学校都难以接受。”郝楠说，龙龙当时的情况比现在糟透了，“自控能力差，坐不住，有时直接离开教室去操场开水龙头玩水，或者上课的时候凳子没坐好，一屁股坐在地上，引来哄堂大笑，他也蛮开心”。2006年9月，龙龙勉强读完三年级上半学期被劝退，校方的理由是：有安全隐患。

　　2007年9月，在朋友的建议下，郝楠决定把龙龙送到位于布吉的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因为听说那里可以进行系统训练，也许对龙龙有好处”。

　　“康复班更像一个幼儿园，他一上就是4年。”郝楠看到儿子在康复班每天只是学着阿拉伯数字“1、2、3”或者字母“a、o、e”，心里又难过又着急，于是趁龙龙每周回家的时间请老师单独辅导，硬是追赶着学完了小学四年级的课程。龙龙艰难地成长着。他每天要进行感觉统合、运动功能、精细动作、认识能力训练，经过训练，龙龙会写字、会画画，尤其喜欢音乐。

　　今年2月，义工吴丽萍走进了龙龙的世界，在吴丽萍的眼里，龙龙“很乖、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喜欢弹钢琴，最喜欢弹肖邦的《圆舞曲》，此外还喜欢唱一首歌叫《走天涯》。”吴丽萍说，龙龙已经学完了五年级语数外的课程，进步很快。

　　“龙龙有较强的语言和生活自理能力，又有特长，在我们这儿可能会耽误他。”龙龙在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钟果坚说，龙龙的不足是自控能力不好，但4年来从未有过攻击行为。“他喜欢与人接触，经常"缠"着我聊天。”钟果坚说，龙龙在元平算智力水平比较高的学生，有自学能力，每天晚上还会自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比较乖，“如果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可以和其他孩子融合在一起，有利于他走向社会”。

　　龙龙的表现重新燃起郝楠让儿子“回归”普通学校教育体系接受“融合教育”的希望。“曾经因为家中有个自闭症孩子，我们从内心里感到自卑。记得龙龙还在天骄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妈不让我去，还说"不要再去丢人现眼了"。”这深深刺痛了郝楠，但其实，她发现年岁渐长的儿子不但聪明而且懂事，“我带他去华强北买衣服，他经常看着那些三口之家若有所思，他会说："我们两个人，要是再多个叔叔多好？"过了两三天，看我没反应，他又说："就我们两个人，要是多个爸爸就好了。"郝楠既欣慰又感伤。

　　今年5月龙龙在元平学校意外摔伤，做了两次左膝手术，郝楠下定决心要让儿子像正常孩子那样受教育和生活。“一方面就近择校读书方便我照顾他，另一方面，以他的智商和学习基础，读完六年级并不是不可能。”

　　郝楠于是找到了离家最近的宝城小学，校长林喜瑜很同情龙龙的遭遇，让他进入六年级插班，这成为“退学事件”的起点。

　　在郝楠的回忆中，刚进校时感觉“很友好”。“班主任蔡老师给同学们开了个班会，希望他们能帮助龙龙。最初我全陪的时候蔡老师有过沟通，她说，没想到龙龙还坐得定呢？看龙龙坐得端端正正听课，她还说了一句，要快点把学习赶上来哦！”然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蔡老师给郝楠发来信息：“不用参加考试，不用再回学校。”8月27日准备开学前，郝楠给蔡老师发去短信，询问到校报到事宜，蔡老师回信：“校长说你们这学期不用来了，去找校长吧。”

　　郝楠几番恳求无效，9月4日，当龙龙再次来到宝城小学六年级教室时，他在最后一排的课桌已被搬走。“我到学校的时候，龙龙在护工教室，趴在唯一的一张课桌上做卷子，教工跟我说："他还挺乖！"我说，龙龙咱们走。收拾好东西带着儿子转身走的时候，看着校园里生气勃勃玩耍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孩子想读个书就这么难！"

　　当晚，蔡老师给郝楠发去最后一条短信：“你好，明天开始孩子不再过来了。很抱歉，我很同情孩子，但还是不能接受他到班上来。”

　　“这个孩子特别可怜。”谈到龙龙，班主任蔡淑莲觉得很矛盾。一方面，她心里很同情龙龙，另一方面，她又面临着双重压力，这双重压力源于她自己和学生家长们。

　　据她回忆，龙龙刚到班上时，她特地叮嘱同学们不要排斥龙龙，也希望通过龙龙唤起同学们更多的爱心。一开始，龙龙妈妈一直陪读，龙龙表现也还好。随着龙龙妈妈不再陪读，龙龙的“状况”就逐渐出现了。“他常把手放进嘴里，又用沾着口水的手去摸其他同学的本子，同学们都不敢接近他。”蔡淑莲说，有的同学甚至害怕龙龙，担心他会突然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时间长了，对老师教学、学生上课都产生了影响。
　　“影响了别的同学怎么办？万一他再摔一跤怎么办？他的安全怎么保证？”蔡淑莲说，自己感觉压力太大了。一是源于其他孩子的家长，他们一直反对龙龙在班上；二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我没有对待自闭症孩子的专业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不知道怎么说话才不会伤害他。”采访中，蔡淑莲出示了一份家长联名信，信中要求学校要“遵守承诺”，不要再让龙龙到班上来。在联名信上，45名学生中有19名学生的家长签了名。

　　“我个人认为这个环境对龙龙自身也没好处。”龙龙隔壁班的班主任屈卫峰对龙龙的情况了解比较多。他说，龙龙的言行举止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有时下课后他一路走，同学一路看他，有时还会围观。“龙龙听不懂课，同学们做游戏时也与他有隔阂，他需要更专业的心理老师引导，否则会受到更多的挫折和打击，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

　　困难重重的融合教育

　　自闭症是儿童发育障碍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疾病。交流障碍、语言障碍及刻板行为是自闭症的三个主要症状。据统计，我国自闭症患者人数可能有700万，广东省自闭症儿童在3万人以上，广州70多万0～10岁幼儿中，患有自闭症的幼儿保守估计人数已经过万。目前，自闭症发病率已经位居幼儿残疾发病率第二位，仅次于弱智。

　　在判别自闭症的权威机构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该中心主任邹小兵教授的门诊显示：10年前，中心自闭症门诊量只占总门诊量一成，但现在过半病人都是自闭症患儿，每月确诊的阿斯伯格患儿有10～20例。阿斯伯格综合征是自闭症的一个分支，但该类患者智商正常甚至很高

　　广州普通学校中的自闭症患儿也越来越多。据广州市最大的自闭症患儿就读学校、公立越秀启智学校校长陈凯鸣介绍，现在全校210多名学生中自闭症学生达到1/4，增幅为六成七。

　　邹小兵可以轻易地说出天才的阿斯伯格孩子，比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可以把广州自来水管的走向摸得一清二楚……有一个患儿对美国白宫研究得很透彻，知道总统住哪间房子、第一夫人住哪里，甚至警察和保镖的住处……邹小兵认为，这与他们狭窄的兴趣和某方面的记忆相关。同时，因为他们某种极端优秀的记忆或过目不忘的能力，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知识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存在着心智解读和社交障碍，自闭症儿童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逆反行为，他们很难融入社会，甚至可能遭到唾弃。



每次出门的时候，妈妈都陪着龙龙（摄于2012年9月）

　　对于不少阿斯伯格儿童的家长来说，最头痛的就是教育问题。目前广东自闭症孩子受教育一般有三种形式：上特殊教育学校、上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教育班、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宝安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程学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在2007年8月，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残联就联合发文，提出在深圳建立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支持保障体系，使具有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自闭症作为残疾类别之一也包含其中。而“具有学习能力”则需要专业的评估，包括身体健康情况和与残疾类型相关的医学评估，根据医学鉴定证明中的入学安置与教育建议，让残疾儿童选择随班就读、到特殊学校就读或送教上门。

　　对于龙龙的情况，程学才说，龙龙租住地的确属于宝城小学的学位片区。龙龙若入学应按照规定出具专业的医学鉴定，如果符合入学条件，可以进入公办或民办学校随班就读；如果不符合条件，就要到户籍所在地的特殊学校就读。“这既是对龙龙自身的保护，也是对其他孩子的保护。”程学才说。

　　然而，深圳市指定的鉴定定点医疗康复机构深圳市康宁医院重大院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繁新说：“我们必须声明，从2007年至今康宁医院从未接到过教育局、残联、卫生局三部门联合制定并下发的《关于开展我市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能力评估工作通知》。”张繁新说，康宁医院看到这份通知，还是看到媒体的报道后从网上下载的，发现“漏洞百出”，“通知里面写我们医院评估小组负责人是苏明主任，我们医院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而谈及自闭症儿童必须通过评估鉴定后才能入读普通学校，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主任李学武说：“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接收过一例因为要去普通学校上学而来鉴定的自闭症儿童，这个没办法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另一方面，李学武告诉记者：“国家早就有残疾儿童、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的政策，为什么要进行学习能力评估鉴定？这个鉴定我们不能出，有违上位法。”

　　9月20日，在壹基金的介入下，深圳市社会工作协会、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宝安区教育局等多家单位紧急召开了“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座谈会”。尽管这是一场校方与19名家长缺席的座谈会，但各方人士能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自闭儿童上学难题，已经让像龙龙妈妈一样的自闭儿童家长看到一丝希望。

　　在讨论中，“融合教育”一词被众人频频提起，“融合教育”即自闭儿童随班就读，这个在国外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教育模式，在我国很多城市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目前被公认为最科学的教育模式让像龙龙妈妈一样的家长非常期待。

　　“该为自闭儿童受教育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可不可以在普通学校安排特教助理？按什么样的比例配备驻校社工？最重要的是随班就读不能变成随班就座或随班混读。”深圳自闭症研究会理事何子的一番话引起很多人共鸣，她认为，一个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闭儿的受教育问题。

　　可是，面对“融合教育”，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程学才坦承实际困难太多。“一是政策方面，缺乏人、财、物的倾斜性配置，学校现在的学位都非常紧张，而融合教育需要小班制教学，一个班二三十人。二是专业师资力量很薄弱，如果引进专业的特教老师，又牵扯到编制、待遇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不是一时就能解决。三是自闭儿童安全方面的压力，需要专业人员指导及政策到位。”

王兴

“自闭症”少年的教育难题（深圳，广州等）2

　　“融爱行”和壹基金

　　相较于抱怨“困难重重”的深圳教育部门，广州由民间慈善组织和自闭症儿童父母身体力行发起的“融爱行”事实上已经为“融合教育”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在“星星的孩子想上学”研讨会上见到戴榕时，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她齐耳短发，淡妆，身穿剪裁合体的奶白色职业裙装。戴榕的儿子乐乐（化名）今年15岁，现在就读于广州一所中学。“他成绩不好，班里40多个孩子考试他排在第30多名，不过没有成为垫底的那个我已经很高兴了。”戴榕是广州一家商业咨询公司的副总裁，也是“融爱行”活动发起者。
　　乐乐2岁时候被确诊为典型自闭症儿童，“相对高功能，也就是说认知能力可以，语言不太行”。戴榕解释，具体表现是“说话慢，教他叫"阿姨"，他只会说"姨"；教他"老师"，只会说"师"”。在自闭症患者里，乐乐的病情属于中轻度，“有的孩子终生没有语言能力”。

　　这原本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小家庭。戴榕年轻漂亮，是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高级职员，正在读EMAB课程，有远大的职业前景，在医药销售公司工作的丈夫收入也很可观，乐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拿到确诊结果并被告知“自闭症无药可医，只能做康复训练加以改善”的时候，戴榕说她蒙了，回到家，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中，认为是自己在怀孕期间没有给予孩子太多的爱造成的。她无法正常工作，经常抱着乐乐哭，“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每天起床的时候，枕头上都是头发”。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月。然后，她决定辞职，做一个改变。“我用了一年时间，把所有东西放下，面对并接受现实，开始学习怎么训练孩子。这是远高于工作的课题，有限的经验告诉我们，6岁以前是自闭症孩子康复黄金期。”

　　戴榕带着丈夫去其他自闭症家庭拜访，去全国最早的民办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北京星星雨学习，她出资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保姆去读中专、大专，训练她成为一名特殊儿童教育老师，同时注意维系好跟丈夫的感情。“很多自闭症家庭容易出现夫妻感情破裂，所以我很注意跟先生的相处之道。因为这个孩子，家庭的完整性很重要，父母需要互相扶持。好在我先生对自闭症有一定了解，同时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一年后，做好心理、知识准备的戴榕决定重回职场。“如果要我一天24小时对着孩子，我会很焦虑的。”

　　从上幼儿园开始到现在，乐乐意外状况频出，但从没遇到过被“劝退”的事情。“爱孩子，科学的方法，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我总结的经验。”

　　“我选择的那家幼儿园整体素质比较高，院长在儿童教育上有新的理念，说到特殊儿童"回归主流"也就是"融合教育"的理念，她有了解。”戴榕说，她很坦诚，从一开始就没有隐瞒孩子的病情。“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入园上学，最开始采取隐瞒的方式，被发现后，就诓、骗，实在不行，就退学换一家，或者找民办机构。我很不赞成这么做。”有了真诚作为沟通的基石，戴榕还会为彼此将来的信任和配合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我会带大量的训练资料给园长和老师，同时让经过特殊训练的保姆全陪”。

　　“乐乐有攻击行为。那时候，我经常去跟其他孩子的家长道歉，几乎所有家长都认识我，开玩笑说我是"道歉家长"。好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大都是医生的孩子，大概了解自闭症，同时也给予了更多的包容。”

　　乐乐上小学的时候，戴榕将他的资料丰富成为一本专业的“特殊个案教学参考手册”，包括以前成长过程记录，国外成功案例，给孩子制定IEP训练计划。

　　乐乐小学就读于广州白云区京溪小学，该校党政办公室主任罗先进说：“我教过他体育课，他有段时间对毛茸茸的东西感兴趣，经常跑来摸我的头发。”罗先进说着，笑了起来。罗先进说，为了这名自闭症儿童，学校2007年专门腾出一间教室，起名“心语小屋”，作为自闭症儿童的“家”。“现在看来，就是教育厅说的资源教室。”

　　“这个孩子也是不能自律，有时候会突然把椅子从教学楼上丢下去，然后就走了，甚至还做过摸女老师大腿的事情，不过他没有恶意，很单纯。”罗主任说，这名自闭症儿童在校期间，全年级同学和老师都认得他，也理解他。

　　江志莲曾经是乐乐的班主任，她说，乐乐小学顺利毕业，升入同和中学，现在已经初三了。“刚开始也非常头疼，但学校自始至终都没有拒绝过这个孩子，同学、家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包容，他虽然给班级教学带来了影响，但我认为也促进了班级的发展。这个孩子也有很多病态的行为，比如说，他看到两个同学在打架，就走出去拨打110报警了；有时候他上课就希望自己玩自己的，不理老师。但我们清楚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必须包容他，给他受教育的权利。”江志莲说，为了能够使乐乐成功毕业，她确实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更多的则是考验“耐心”，而最重要的是，家长与学校的配合。江志莲说：“家长事先做好了一本手册，发给每一个代课教师，详细地写了自闭症的情况、自己孩子的症状、应对方法等等。另外，乐乐从一年级至小学毕业，始终有一名特教助理全程陪读，他的特教助理老师会陪他做游戏，用情景剧的方式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怎么赔礼道歉。”

　　事隔5年，“心语小屋”的墙上依然写着“沟通从心灵开始”，部分毛绒玩具依然在那里。“当初有很多玩具，都是给这个孩子玩的。”罗先进说。

　　戴榕还亲自到班级向全班家长介绍自己孩子的病情，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没有一个家长反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也非常支持他们。”江志莲这样说。

　　事实上，林喜瑜坚决要求劝退龙龙还基于一条难以启齿的理由，“龙龙经常在走廊里，甚至在教室里暴露或者玩弄生殖器”。林喜瑜出示了38份学生们写的纸条，不讲卫生和在公众场合玩弄生殖器成为每张纸条都会提到的问题。

　　一边是一个15岁开始进入青春期，个头接近1.7米的自闭症少年，一边是一群平均年龄十一二岁懵懂的正常男孩女孩，如果学校单方面的说法成立，客观上说，3岁的年龄差确实将校长和老师这些不具备特殊教育工作经验的教育工作者置于两难的处境。“我不能因为一个自闭症孩子影响到一群正常孩子健康的身心发展。”

　　自闭症儿童青春期性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龙龙一个人身上。戴榕说，她的儿子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说，"我的眼里只有你"。那个家长来到我们家，说你儿子对我女儿唱了一首歌，他说我是这样教他的，你应该把心思放到学习上。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我就在想，将来他喜欢一个女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戴榕有一本书，以卡通和漫画的形式呈现“性”的话题，她借助这本书，拍了一些图片，加入一些个性化的内容给儿子看。“他会在公共场合很骄傲地挺起来，我就告诉他可以躲在角落里面，等它冷静下来。现在他自己就知道有感觉了，会跑到自己房间里去。比如他喜欢摸长头发，经过教育现在基本不会是问题。我们一起坐地铁，他看到长头发的时候用鼻子闻一下，然后后退两步，挤的时候再往前一点，闻一下，不让别人发现，我觉得这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当戴榕发现自己对孩子的这种特教陪读教育模式效果很好的时候，她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其他家长借鉴呢？在“扬爱”民间慈善组织机构的帮助下，更多的家长选择用这种模式帮助特殊孩子融入普通学校，“目前受益的家长和孩子已经超过18个”。

　　21岁以后的自闭症孩子去了哪里？戴榕有一个研究数据。“15%进入更高级别的学校学习，13.1%接受职业培训，13.6%边工作边进修，44%什么都不干。这是美国的数据。但在中国，什么都不干的比例会更高。有专家研究，这样一群人发现早期如果接受融合教育的未来生活会更美好。从另一个角度，这种做法也是社会资源的节约。”戴榕说，“中国80年代就有随班就读的概念，但目前的教育体制遇到很多问题，包括特教资源。普通学校的老师，他们对特教没有太多专业知识和背景，所以在"融爱行"发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为普通学校的教师提供特殊教育的能力。”

　　但是戴榕也提到，目前成功的18个案例中，承担特教助理的费用都是家长们全额买单，虽然也考虑过募捐和公益手段，但实际“融爱行”的社会需求量非常大。“我认为教育机构有责任，对特殊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

　　2012年6月12日，广东省教育厅向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下发了《广东省特殊儿童少年随班就读资源教室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规范了关于资源教室的建设和管理。

　　而自龙龙退学事件开始便介入此事的壹基金秘书长杨鹏称，近日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自闭症教育研讨会”，壹基金组织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保障自闭症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建议书》。建议书上称，根据调研报告，目前有10.43%自闭症学龄儿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但有49.19%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自闭症家庭的教育需求缺口很大，他们建议教育部设立特教班，因为选择普通学校建立自闭症特教班，对自闭症学生融入社会有很大帮助。

　　他还表示，目前华南有13.8%的自闭症儿童在特殊学校就读，学校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自闭症儿童教育发展的需求，他们建议建立和支持专门的自闭症学生学校发展。

　　壹基金自2009年起就开始对自闭症教育进行资助，2011年更是实施了“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用来服务自闭、脑瘫等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壹基金对如何解决自闭症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问题，打算借鉴国外经验进行试点，我们希望龙龙可以作为第一个案例，如果可行，这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壹基金传播副总监姚遥解释说，这个模式即自闭儿童进入普通学校的社工支持体制，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进驻普通学校，专门帮助自闭儿童融入学校生活，这些驻校社工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陪读”，它更专业，也更符合现在公办学校面临各种困难的实际情况，有了这些专业社工的帮助，既可以保证其他同学不受影响，也可以保证自闭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个方案还需要教育部门与学校接受。”姚遥说，壹基金会继续与教育部门、校方进行沟通，努力让这个计划尽快得以实施。

　　(感谢《新快报》刘子瑜和《宝安日报》蒋平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