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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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