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文卓

（转帖）

   胡耀邦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高贵品质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里。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瞻仰过胡耀邦故居陈列室的人一定会记得，胡耀邦亲笔写给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那封信。

    这封写于1961年11月12日的信这样写道：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现在耀简（胡耀邦的堂弟，笔者注）先回来，耀福（胡耀邦的胞兄，笔者注）过四五天后也要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这样会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了。中央曾三番五令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钱，交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时至今日，龚光繁老人仍然保存着这封近半个世纪前的来信，信纸已经有些发黄。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龚光繁在胡耀邦家乡所在的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队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地买不到发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请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胡耀邦求助。

    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费可以报销。那时胡耀邦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两人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可是，胡耀邦却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找机会退回这些款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他给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

    胡耀邦虽然帮助家乡人民买了发电机，但他不同意大队为胡耀福和胡耀简解决路费。

    龚光繁在写信时客套了一下，也被胡耀邦批评：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也不许隐瞒。你们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他无论到哪里，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总是轻车简从；他艰苦朴素，身体力行

    胡耀邦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出访和考察十分频繁。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他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每一次他总是轻装而去，轻装而归。

    胡耀邦在访问日本期间，收到大批礼品，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件。归途中，他专门召开会议作了布置，一再叮嘱工作人员礼品一律归公。有一次，外国友人送给他两套录像设备，他将其中一套送给了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另一套留在了中南海办公室作为公用设备。

    有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给他一套《辞海》，他当即付了钱。随后，他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人家送的东西不要往家里拿，这样会贻害子孙。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直到逝世前一直乘坐的都是国产“红旗”牌老式轿车。曾有外国朋友赠送给他好几辆轿车，他都原封不动地转交到了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中，胡耀邦严格限制家人用自己的车去办私事，他甚至不让自己的专车停在家门口。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子女们很少乘坐父亲的车，他的夫人李昭也常常是搭乘别人顺路的车去办事。

    在国内出差考察，胡耀邦也是轻车简从，提倡艰苦朴素。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坚持不乘小轿车，而是和大家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套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重新进行油漆。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或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胡耀邦搬入的新家也是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由于胡耀邦不同意全面整修，房屋如果有破损，大家还得趁他出差时才能进行维修。

    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走进他的卧室，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记者掀开床单，只见褥子上还打了补丁。再掀开枕巾，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胡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

    胡耀邦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对记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首长遗体穿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衣服已经穿脏了，前天才从人民大会堂洗干净取回来。”

    胡耀邦生前曾经常对人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廉洁。他一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卓

“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胡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1974年，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希望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1976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

    1977年，胡耀邦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他征得父亲同意，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胡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可是一直到了1986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对自己的亲友，胡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62年，胡耀邦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胡耀邦年轻时最喜欢吃的菜。可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回去。胡耀福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难，他拿出10元钱给了哥哥，说道：“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家当农民。直到胡耀邦逝世，胡耀福全家仍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家中的摆设也非常简陋。

    1982年的一天，胡耀福的儿子胡德安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让对方帮忙找个工作的想法，那位领导曾与胡耀邦相熟，便答应了。胡耀邦得知此事，大为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后来，胡耀福到北京去看他，兄弟相见，胡耀邦又旧事重提：“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德安在农村呆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

    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有一次，胡耀邦的侄子从家乡来看他，交谈了一阵子后，他便严肃地对侄子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要打着我的旗号搞东西，我不同意。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不仅如此，胡耀邦对家乡人也十分“苛刻”。他曾经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家乡的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他自己也一再向家人说：“我不能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

他一向谦虚，从不居功，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曾在川北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便获悉要编写川北日报报史，于是专门作出批示：如果讲川北历史请不要突出我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如果只突出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并且夸大其作用，这样做就歪曲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事实。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在当选为主席后发表讲话说：

    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以上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邓小平在全会闭幕时说：“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胡耀邦露面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让舆论过多地宣传自己。

    1981年9月，《华北电力报》通讯员给工人日报社寄来一篇题为《胡耀邦同志和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的稿件。文章记述了13名通讯员去中南海参观，看到有十几位同志正在瀛台东岸打扫卫生，其中就有胡耀邦，他们不由得也主动参加了劳动的队伍。劳动结束后，胡耀邦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生动，当时《工人日报》准备发表并上报到了中央办公厅，胡耀邦得知后说：“现在千万不要报道，等中南海在卫生上真正成为全国表率时，同意作为历史资料。”

    1986年，胡耀邦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陪同到甘肃视察。汽车从兰州出发，一路颠簸，但他每到一地，总是不顾旅途疲劳，与当地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当时，甘肃省新闻单位要宣传报道他的视察活动，都被他拒绝了。于是，省委领导亲自替记者们说情，胡耀邦还是不松口。直到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书记又对他说，您来过甘肃好几次，但田纪云同志还是第一次来，不报道不好。再说您跑了这么多地方，许多讲话精神群众还不知道，这怎么行。最后，胡耀邦总算同意了。不过，他一再叮嘱说：“报道的内容要尽量简单些。”

    凡是熟悉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干起工作来几乎是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说他夜以继日地干工作一点都不夸张。胡耀邦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紧挨着中南海，但他只有在每周六晚上才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全都是住在办公地勤政殿。在担任总书记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办公到深夜，很多人都知道，胡耀邦办公室的灯熄灭得最晚。考虑到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可他却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工作雷厉风行、紧张有序也是胡耀邦的一贯作风。1984年1月，胡耀邦到贵州安顺考察工作，吃完晚饭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太好，省委陪同的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再走，但胡耀邦坚持要连夜前往。深夜12点，汽车行驶到一个小县城，实在走不了了，大家只好找地方住下来。当地条件不好，县委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有张单人床。就这样，胡耀邦就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一行人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街上很热闹。这时，他看到路边有个小摊正在卖贵州米线，便说：不要再找人家去安排了，就在这里吃吧。说完，他便坐在长条凳子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了起来。当周围的老百姓认出这是胡耀邦总书记时，纷纷围过来热烈鼓掌，胡耀邦站起身来，给大家鞠了个躬，饭后便返身上车继续赶路。

    有一次，胡耀邦要到西沙群岛考察，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劝道：那个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过去的，咱们去了会给人家添麻烦。胡耀邦却坚持说：咱们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让人家招待咱们。我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光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地区，我们有机会也要去这些地方看一看，走一走。在他任总书记的4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甚至还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去考察。

    胡耀邦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始终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