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人回忆录看人性回归

陈浩海

2012-01-04
     我们领导人的各种回忆录自解放以来就不绝如缕。粉碎“四人帮”后，党内高层领导人更出现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思考》。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这一时期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也是轰动一时的盛事，接下来就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及杨尚昆、黄克诚、胡乔木、李雪峰等八大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回忆录。此外，还有党内秀才、大翻译们的回忆与自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开创了党内大秀才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后来吴冷西、于光远也写了回忆录。1991年，师哲口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与此同时，省部级领导干部、将军也开始撰写大量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来进行的，在整理写作中利用了档案、日记、会议记录等原始材料，因而比较可靠，比如《江渭清回忆录》。其中一些由其亲属撰写的回忆录别具一格，比如开国上将张爱萍之子张胜撰写的《从战争中走来》。到新世纪，领导人出回忆录的势头更是风起云涌，比如《李鹏三峡日记》、《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钱其琛《外交十记》以及现在非常火爆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领导人回忆录的特点，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趋势：那就是领导人的回忆录就立场而论，从过去的路线、政策、党性原则到现在的境遇、感想、个性抒发；就内容而言，则从过去的宏大叙事到现在的私人写作；而在语言方面，更是从过去《人民日报》、《红旗》社论般的党八股文字到现在有自己风格的个性化文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已卸任八年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时，将自己《朱镕基讲话实录》高举过头顶，对在场学生说，经党政文件层层下达的正式发言，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通通没有收录。所有这些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人性回归个性。
领导人回忆录对人性和个性的回归又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首先，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不再是背最高领袖的言论或中央结论，而是有了自己的判断。譬如，在过去，一般提到西路军失败原因时，领导人的回忆录都众口一词地背诵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其做的如下的结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在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则将矛头指向的当时的中央军委，徐向前指出：“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其次，则是现在领导人的回忆录中有了很多极富个性特征的细节。比如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中就写到这么一个细节：张爱萍1967年被冠以“假党员”、“日本特务”、“为敌人提供情报”等等罪名被关入牢房。在牢里“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理观察。一人两碗饭，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5年后，林彪倒台，王震帮助了张爱萍的家人，将申诉信交给了周总理。周恩来批准张爱萍外出治病，又于1972年11月解除监护。据张爱萍次子介绍：在宣读了张爱萍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张爱萍的回答是：“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而在朱镕基书中则有10年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竟事先告诉记者：“我的秘书班子起草了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看了一下，这都是‘标准答案’，恐怕对你们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我也把这个答案交给你们。我认为还由你们直接提问题，我即席回答，可能更能符合你们的要求”的记载。
最后——也许更重要的则是：现在领导人的回忆录在人性方面都有向善回归的趋势。过去领导人回忆录提到整人、路线斗争时大都理直气壮，而现在则多了人性的光环。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就曾写到，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内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以至彭真去南京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当彭真责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而在某些要人日记中，在写到重大历史事件时，也极力淡化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当然，这种对自己的洗白是不是经得起历史拷问，还有待时间检验。但这种举措本身就说明人性的光辉在回归，以前一些看似理直气壮的暴力举止也正在经受良心的审视。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回归。
当年胡适有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们从领导人回忆录中人性和个性回归的趋势不难看出胡适这通言论的正确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