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南非曾遭"日本威胁":廉价日货引发白人恐慌

文卓

20世纪初，日本趁老牌殖民国家忙于战争，加强了同非洲的经济往来，利用棉纺织品和鞋子、服装等廉价商品，迅速占领非洲市场，对欧洲列强的对非贸易产生严重冲击。更让老牌殖民者担心的是，他们从日本在非洲的布局中，看到了一颗不断膨胀的野心。近日，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的英国《亚太学报：日本聚焦》杂志，揭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

日本商品深耕非洲市场

将时钟拨回大约一个世纪前。当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崛起的背景下，英国在全球市场的出口已现颓势，对各殖民地出口额的下滑幅度尤其巨大。“日不落”帝国的日渐式微，让东方的“旭日之国”看到了借助通商实现对外扩张的良机。在英国拥有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非洲地区，人们逐渐喜爱上了物美价廉的日本商品。巧合的是，日本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也是棉和人造丝制品，对英国在这片大陆的纺织品出口构成了巨大挑战。

根据英国方面的统计，从1930年开始，英国出口到东非国家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棉和人造丝制品均逐年下降，日本的同类产品却横行无阻。到1933年，日本出口到两国的棉纺织品多达3600万米，英国仅480万米；人造丝方面，日本近400万米，英国还不到两万米。

东非还不是英日在非贸易竞争的正面战场，两国争夺最激烈的阵地，是扼守这片大陆最南端的英联邦重要成员国——南非。

日本与南非的贸易始于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将兽皮出口到远东，于1652年在南非设立办事处。此后近3个世纪，日本与南非的贸易额只能用“微小”来形容。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局势的转折点。兵戈交错之下，英、法等南非日用品的传统供应者自顾不暇，日本瞅准时机，向南非大批输入纺织品，自此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1920年，日本对南非的出口额将近400万日元，相当于一战前的近10倍，增幅惊人。

从1921年开始，日本对南非的出口再次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期。而此后几年里棉线价格的下跌，也给了日本廉价商品新的机会，让其在南非市场上进一步深耕自己的地盘。

南非政府被指“遭收买”

日本商品（尤其是丝织品、棉纺织品和成衣）对南非出口量的暴增，引起了当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关注。1925年，由巴里·赫尔佐格任总理的南非国民党与劳工党联合政府，通过了旨在刺激工业增长的关税改革法案，日本对南非的贸易一时受阻。

可惜，南非本土商贾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大萧条的浪潮便席卷而来，令该国羊毛出口额暴跌70%。面对经济困境，1930年9月，南非政府决定放开市场，重新放宽对日本商人来南非做生意的限制，不久后与东京签署“君子协议”，确保两国间贸易正常开展。

根据协议，日本批发商可在南非各地（奥兰治自由邦除外，该地不允许亚洲人居住）定居，从事任何法定商品的贸易，雇员也可以全部为日本人。不仅如此，南非的法令亦不限制批发商直接面对普通顾客，这意味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商贩可以就地开展零售业务。

在南非内部，各派就同日本的经济联系不无争论。1931年7月5日，南非国民党主席、内政部长丹尼·马兰发表讲话，讥讽政府“已被日本小商贩和企业主收买了”。按照他的口径，1921年，在南非定居的日本人只有98名，而在当局放宽限制以后，“一个个日本富商，正打算在我们这里建立批发商行，”他还补充说，日本人“正在窥伺这片土地”。

反对党“南非人党”领袖简·斯马茨则断言：“一旦我们和东方人大规模做生意，就不可能将来自亚洲的移民拒之门外。”斯马茨之妻伊茜的言辞更是火药味十足：“印度人已经让我们麻烦不断了，现在政府居然打算让黄种人进入南非，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黄种人？一旦这些家伙进来，我们可就没办法让他们离开了……”

“日货倾销”成了流行语

对于日本的“贸易入侵”，南非当地的媒体也非常重视，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翻开1932年开普敦的一张报纸，以日本商品为关键词的报道赫然在目。撰稿人在赞扬了南非“繁荣昌盛的制鞋工业”后，忽然笔锋一转，称“日本鞋子像烤饼似地摆在路边”，每双成本仅0.5美元。“贫穷的黑人”以0.75美元的价格买这种鞋子，严重影响了当地鞋子（售价1.35美元）的销量。内政部长丹尼·马兰发表前述讲话数天后，约翰内斯堡最畅销的《兰德每日邮报》也载文批评南非政府“引日本人入室”的贸易政策。

在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南非人逐渐熟悉了一个新词“日货倾销”。

1933年，南非进口的日本商品创造了新的里程碑，总额达2670万日元（约合685万美元）。消息一出，顿时引爆了更汹涌的反日浪潮：政客公开呼吁民众“立刻行动”；报纸上充斥着“反对日本贸易侵略”等各种各样的口号；抵制日货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

同年9月，南非商会表达了他们对日本商品的愤怒。一名商会成员宣布，“700万双日本鞋子进入南非市场，对本国的制鞋工业造成毁灭性破坏，政府对此却不予重视。”

白人精英呼吁一致对外

日本虽然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南非白人统治者担心的事情，却不仅限于“贸易入侵”。

20世纪初，地广人稀的巴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劳动力，还曾与清政府商谈移民事宜，结果被“天朝上国”一口回绝。巴西转而求助日本，双方一拍即合。1908年，载有781名日本劳工的“笠户丸”号客轮从神户出发，驶往巴西。中途停靠南非开普敦，补充水和燃料。

此后几十年，满载着日本移民的客轮都会路过南非。这一幕给当地的政治精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令他们对东京急于为国内“过剩人口”寻找海外出路的做法疑心日盛。

1931年，“9·18”事变的消息传开后，《兰德每日邮报》立即刊文称：“可以肯定，日本军方有一个秘密计划，即往该地（中国东北）和澳大利亚移民。”该报还在9月24日的头版头条中写道，“驻扎奉天的日军杀死了3名白人。日本意欲吞并中国，继而统治世界。”其中“杀死3名白人”和“吞并中国”均为醒目的黑体大写。

另一方面，日本某些好战分子的言论被放大后，进一步激化了事态。面对这个野心勃勃的亚洲强国，一些南非白人开始呼吁，“南非各阶层要携起手来。”如1933年，一位名叫赫德利·亚瑟·奇尔弗斯的作家在其著作《虎视眈眈的黄种人》一书中主张，英国人和荷兰人必须联手（编注：两国曾在南非对立长达百年之久），甚至连黑人和白人也应该放弃敌意，共同抵抗来自东方的威胁。

当时正值巴里·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和简·斯马茨领导的南非人党合并，组建联合政府之时。以往，曾有不少人指责赫尔佐格和昔日的对手协作，如今“外敌”当前，质疑这次政党合并的声音也就小了许多。对此，钻石大亨出身的当地政客艾贝·贝利写道：“如果南非的白种人愿意团结起来……他们将继续享受被英国海军保护的日子。”

当然，南非国内也存在亲日的声音。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约翰·贝恩斯在1931年4月写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表示，作为“非洲无产阶级党”的领袖、一名“娶了有色女子为妻”的欧洲人，他“谴责南非政府对日本商会的敌意”，赞扬“日本人民与他们的有色兄弟联手捍卫权利所做的努力”。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类似的观点属于“非主流”。

反日情绪无处不在

为了拉住南非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南非羊毛的价格要高于澳大利亚，日本政府仍然加大了采购力度。但此举更加引起了南非统治者的忧虑，认为日本如此示好必定别有用心。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称日本政府正与埃塞俄比亚商谈收购该国大片棉花田的事宜。据称，南非对这一传言非常重视，曾专门派人打探详细情况。

此后数年间，南非政界和民间对日本的憎恶愈发溢于言表。1934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一位姓首藤的官员访问南非，目的是缓和两国日渐紧张的贸易关系。出访期间，首藤和同事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当地人的反日情绪。有一次，他们想去电影院放松放松，却因为是亚洲人而不被允许入内，还遭受现场人员的嘲笑。

1936年，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的密切关系也招来了全世界的目光。至此，日本在非洲的布局，引起了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全面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黄祸”论便在西方喧嚣一时。欧洲人口中的“黄祸”明显指向中国和日本。就中国而言，洋务运动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工业化努力的警惕，义和团运动更成为后者视中国为威胁的理由；在日本方面，除了其廉价商品行销全球以及向南美、澳洲、非洲大举移民外，更重要的是其军事实力的显著扩张。

对于西方的疑惧，敏感的日本人迅即做出反应，先是称中国人为“祸”，欲在人种上“脱亚入欧”。一战后又“反守为攻”，指责白种人亦是“祸害”，鼓吹日本将“解放受白种人压迫的东方诸国”，以粉饰自己的侵略野心，直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烈焰熊熊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