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毛泽东交往的故事

文卓

毛泽东和李达，都是湖湘孕育出来的历史巨人。他们是同乡，他们是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色彩，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个人性格；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本文讲述的只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交往的几个故事。

在毛泽东的木板床上睡了一晚

1949年5月18日，李达从湖南到达北平后的第三天，就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毛主席将在香山寓所，请他做客并长谈。

香山位于北京西北20余公里外的太行山脉上，是北京人称之为“西山”的一部分。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就在香山寺下。这里原有两股清泉，相传金章宗时称梦感泉。乾隆帝在泉旁的石岸上题刻“双清”二字故名。

那天，李达早早吃了晚饭，在房间里等候来人接他。7时许，一辆小车驶进了北京饭店，把李达请进了小轿车，然后，风驰电闪般地朝北郊驶去。

车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已在门口迎候了。

“鹤鸣兄，多年不见，你可好吗？”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向李达伸出了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

李达连忙跨出车门，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你还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乐观啊！”

“鹤鸣兄，现在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啊！我们把那位委员长的风水宝地都占领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毛泽东情不自禁吟起自己的新诗来。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手，肩并肩地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一位历史伟人和一位理论界的巨匠，在分手20多年后，终于在五星红旗即将升起的重要时刻，走到了一起。

“鹤鸣兄，屈指算来，一晃眼，我们就分别20多年了。这2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两人一坐下，毛泽东就问。

李达叹了一口气说：“润之，往事不堪回首，真是一言难尽。武汉分手后，我回到了长沙，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但是还没有招生，就遇到了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我被敌人通缉，罪名是‘著名共首’，并被国民党列到了追捕的黑名单上。这样，我只好逃到了自己的家乡。后来，我先后到上海、北平等地教过书。但无论到哪里，都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多次遭特务毒打。”

“听说，你与会悟就是在那个时候分手的？”毛泽东轻轻地问。

李达点了点头，算是对毛泽东的回答。

接着，李达又问起了毛泽东这20多年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哈哈一笑：“什么光辉历程哟！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再后来，就是同全国人民一道，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埋葬了蒋家王朝。”

一说到自己的经历，毛泽东总是那么轻描淡写的。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毛泽东仍意犹未尽。而李达呢？也许这么多天的长途跋涉，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住了。毛泽东见状，连忙说：

“鹤鸣兄，看来你确实是困了，今天已经很晚了，你就随便一点，到我床上睡吧！”

李达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忙问：“润之，我睡你的床，你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淡淡的一笑：“我呀，老习惯总改不了，现在刚刚上班呢！”


李达先是一惊，继而拍着自己那已完全脱发的脑门说：“你看我这记性，连润之兄那上午9点之前不起床，凌晨5时之后才睡觉的习惯都给忘记了。润之，那我就不客气啦！你可不要说我随便在党的主席床上睡觉啊！”

“哪来那么多清规戒律，还是我们在长沙办自修大学一样，彼此宽松一些、随便一些吧！”毛泽东真诚地说。

也许是长途跋涉和旅途劳累，此时的李达已十分困倦，说着说着，就不客气地躺在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板床上睡着了，并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李达重新入党的历史见证人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李达又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他到中南海叙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李达郑重地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

那天，还有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等老朋友在座。当着这些老朋友的面，李达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检讨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过错。

对于李达的这一请求，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鹤鸣兄，你早年离开了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对的，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现在能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各位后说：“鹤鸣兄，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你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也是知道的。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你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即使是与陈独秀赌气，作出了离开共产党的决定后，你还是一直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这块阵地，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延安时，就读过你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你的专著《社会学大纲》，对我可有很大的影响哟！特别是你与湖南地下党组织一道，推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此，党是了解你的，人民也是不会轻易忘记你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对李达的一生作出了简单而正确的评价，使得年近花甲的李达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接着又说：“鹤鸣兄，我了解你的过去，同意你重新入党，而且我将向党中央建议，你的入党问题直接由中央办理，不要候补期。当然，正式手续这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今天在座的几位，都是你的湖南老乡，与你都很熟悉，大家都尽一份力。少奇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有李维汉，对你当时的情况最了解，由我们俩来作你的历史见证人，大家说行不行？”

刘少奇、林伯渠等人都表示赞同。

不久，李达正式履行了手续，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等三人为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理论界的‘黑旋风’”

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受省委的派遣，到毛泽东身边帮忙工作。

这时，毛泽东已经知道李达正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

梅白一到，毛泽东就特别嘱咐：“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但不要什么都研究研究，审查审查。我知道，我是要遵守中央和省委为我制定的那些‘纪律’的。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但他还是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

“毛主……毛主……”也许是不习惯的缘故，李达见了毛泽东后，一连说了几次“毛主”，可就是那个“席”字跟不上来。

毛泽东见李达那副窘态，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鹤鸣兄，不要自己难为自己了。你主、主、主什么，你曾当过我们党的第一任宣传主任，那时我叫你主任没有？没有啊！我们还是过去那样，你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宾主坐定后，毛泽东与李达谈起了他们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分手时说的那些话。李达惭愧地说：“润之，我很遗憾，没有和你们一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不同意李达的话：“你看，你看，鹤鸣兄，怎么又说起这话来了？我们在北京香山彻夜长谈时，不是已经说清楚了这些事情了吗？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呀！你还遗憾什么？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鹤鸣兄，不要再自责了，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

李达见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更感到不好意思，忙说：“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

毛泽东见李达仍不愿原谅自己，忙又开玩笑地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

两位老朋友边谈边开玩笑，一谈就是一个下午。

李达走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或者把你刚才说的话发表出去？”

毛泽东回答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小梅，你也许还不太了解李达同志，我也不可能给你说得太多了，你最好去看看他的那几本书，特别是那本《社会学大纲》，这样，你就可以理解我对他的评价了。”

梅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两个口号的争论

1958年秋，李达从学生的汇报中了解到，湖北各地到处流传这样两句标语口号：“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李达感到，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他立即找到梅白说：“小梅，对这两个口号，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第一个口号是表示决心的，有些问题，但害处不大。这第二个口号，是唯心主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害人的。你带我去见润之。”

当时，毛泽东正好在武汉。两位老朋友一见面，李达立即问：“润之，你说说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鹤鸣兄，你到底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小梅，你把李校长说的这个什么口号给我写出来。”

毛泽东看了梅白写下的那两句口号后，不以为然地说：“鹤鸣兄啊，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鹤鸣兄，你是搞哲学的，实际上这个口号也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说：“润之，你讲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接过话：“你肯定的话，就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的大，就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再说，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是无限大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现在有些人的胆子的确太大了，亩产上10万斤的‘卫星’也敢放。润之，你切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就是一场灾难！”

毛泽东淡淡地回答：“鹤鸣兄，你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不能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嘛！”

李达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润之，这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头脑发热。你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万万不能头脑发热，如果你发热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毛泽东也不客气地回答：“鹤鸣兄，你说我发烧了，我看你今天也发烧了，而且有华氏百把度了。”

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今天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略深思一会儿后说：“小梅，我记得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4，但不耳顺。刚才，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你转告鹤鸣兄，就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谈。当然，那是心平气和地谈。你再转告他，‘六十而耳顺’，我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不久，梅白见到李达，就如实地将毛泽东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转告了他。李达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我当时也是太激动了，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再怎么说，他是我们党的领袖啊！以后见面时，我会向润之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