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台共根据地”：一个台湾村庄的遭遇

小徐614

鲜为人知的“台共根据地”：一个台湾村庄的遭遇

2010-3-28



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留影

    这是一个台湾村庄在五十年代的遭遇。

    这是一个中国武装基地从设立到被歼灭的记录。

    和当时所有台湾人一样，鹿窟村民在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或许也曾兴奋地拥抱阔别多年的祖国。然而，接下来的变局和黑暗，却使这群连北京话都不会讲的台湾人，期待起第二个“祖国”；并且，以他们的鲜血和自由见证了这个悲剧。

    今天，我们记述鹿窟，并不只因为这是一场悲剧，更不是赞成他们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是在我们挖掘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段被埋葬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鹿窟，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即使是独裁者，也没有权利剪裁变造或是埋葬历史。当我们握著笔杆，努力让千万张久处黑暗的模糊面孔一一重见阳光时，即使彼此的主张大不相同，我们也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遗漏鹿窟，更没有权利将他们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鹿窟---一个村庄在五十年代旋涡中被毁灭的故事。

    车子刚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基隆路口，带路的陈桑便指著眼前苍青的山峦：“翻过这座山，就是当年的武装基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第一次知道“鹿窟”，是从几位老政治犯口中，听说在汐止附近有一个被国民党“屠村”的地方。当时，这样强烈而充满血腥的字眼，一霎时震动我们的心灵。彷佛，村民们一一仆倒散落青山绿野的尸骸，不断向我们逼近、放大，如同一幕幕重覆再重覆的影像。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几年的台湾历史，几乎只是一张染著绑血的白纸。我们只能隐约地听闻，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许许多多人丧失了自由与生命。一堆无法证实的数字、私底下悄声议论的传闻、千千万万张未曾留下姓名的模糊面目，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覆：而这种答覆，又是微弱得多么令人焦急与气愤啊！

    让模糊的面孔，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抱著这样沉重的感觉，我们开始寻找“鹿窟”。我们期待，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了多年的面孔，能够清晰起来：而那些数字与传闻，也能在重新察考之后，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出发前，我们约略了解了“鹿窟事件”的背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三天后，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员会推举蔡孝干为常任委员之一，并任命他为宣传部的负责人，返台展开工作。

    然而，由于日警的追捕，蔡孝干不久又逃回大陆，在中国团体中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角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指派他返台发展组织，于是，他在同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台湾。

    蔡孝干化名“老刘”，由林英杰、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协助，并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共干部，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支党部。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各地区支部成立才一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波及，各支党部人员不是遭到通缉追捕，就是自己逃亡藏匿，原有的组织几乎瓦解。为了重新整合，中国华东局任命蔡孝干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要求他配合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

    华东局的工作指示中，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脉，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干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某地，其也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同努力。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据统计，类似的某地，包括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区，而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

    这样简单的资料，却让我们心中浮起一层迷惘。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整个村庄都卷入企图建立武力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暗流？而参与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土生士长的台湾人：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革命者赤足踏在被阳光沸腾的小道上

    车子驶入山区。陈桑有时凝望著车窗外的一景一物，有时却又回过头来向我们描述鹿窟村的状况。这位在基隆和台北之间，处于汐止、南港、石碇、坪林交界的小村庄，基本上十分贫困落后。大部份的村民都是“青暝牛”---文盲，物质生活也很愦乏。除了少数人工垦殖的茶园，几乎都是荒山，村民只有靠山吃山，以砍柴、伐木来供给基本生活的需要。

    山上的路况很差。我们一路盘旋而上，从柏油路、石砾路拐进了黄泥道。车厢里吹送著冷气，但汽车异常的颠簸震动，却将这段路程的崎岖坎珂，毫不保留地幌进每们人心底。这么多年了，从山下到鹿窟仍是这么艰难，不知道当年陈桑和他的同伴们，又是怎样赤足踏在阳光沸腾的羊肠小道上呢？

    就是这个地方！

    陈桑比划著：“都是常年武装基地的势力范围。”灿烂的阳光下，陈桑所画出的广大浓绿林野，看来静寂而沈著。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光阴流转，连山林也都忘怀了那段过去。

    几十分钟的车程隔绝，感染不到这貌似平静纯朴的林野。我们无法真正明白，究竟是诱人的物质环境，将原来的居民一户户吸向城市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血腥的阴影，驱散了曾经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人？

    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为了拍摄今日鹿窟的景象，我们下了车缓缓走者。而陈桑，也絮絮谈起了鹿窟往事。

    准备在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蔡孝干，在一九四九牛五月上旬，联络陈本江、陈义农、许希宽等人，到他台北市泉州街的住宅开会讨论。陈本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厦门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陈义农和许希宽，则原本都是木工。他们这些人，对于实施共产制度的远景，都怀抱著绮丽的幻想，也因此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对于如何配合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解放军登陆作战，他们热烈地讨论著。有人提议七星山，有人提议后山三峡地区，有的人认为观音山最适合。由于蔡孝干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无法当场做成任何决议。最后，也指示大家分头找寻适当的地点，等备妥详细资料和地图再开会决定。

    六月中旬，他们再度聚会讨论。陈本江提出一份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的地图，强调这个地方形势险要，向北经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向南可以由三峡通达新竹、苗栗的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最后，陈本江的提议获得支持，鹿窟村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鹿窟村民全然无知地被捺上同志的印记

    头顶上的骄阳火炙，陈桑的叙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听来，总有些命定的悲剧感。

    然而，当年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却是如何昂奋地在一间台北的民宅中选择了鹿窟，而遥处深山中的鹿窟村民们，又是那么全然无知地，甚至在他们为谋生挥汗的同时，就被一群原本可能素不相识的人们，奈上了同志的印记。

    九月上旬，被任命为总指挥的陈本江，和许希宽、陈义农一起进入鹿窟山区展开预备工作。陈义农先去拜访他的好友陈春庆，希望经由陈春庆的协助，结合鹿窟的本地人。陈春庆曾经在中国大陆居住数年，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有些不满，他很快地赞同在鹿窟建立武装瓜地的计划，也愿意穿针引线，帮忙在当地吸收同志。于是，陈义农将他引介给陈本江，陈本江便任命他为书记。

    陈春庆带著陈义农拜访了鹿窟村村长陈启旺，以及石七碇乡的总务课长廖木盛，说服他们加入组织。透过这两个人，他们又吸收了村民林茂同、周生发、陈万居、周水萧陆礴、林金子、廖西盛、廖清标、廖埤、廖有庆、余福连等人。连陈村长的儿子陈田其，也变成了同志。

    携家带眷，上山革命

    另一方面陈春庆又在他大哥住处附近的华山，吸收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和周一郎上山。基本上，他们吸收成员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在劝说过程里，多以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人民可以专政等远景来吸引人，并且强调祖国一定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O年间解放台湾，建立武装基地可以作为内应。

    对于鹿窟村民，他们也宣扬鹿窟将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武装基地，将来解放之后，祖国一定会对他们的贡献，给予特别的优待。这些美好的未来，确实打动了下层阶级久处贫困的心灵。因此，除了领导阶层之外，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矿工或木工。有些人甚至携家带眷，一起上山投入革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