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倒退：彭真如何总结苏联解体教训

步天涵谷

苏联解体，倏忽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了。

    苏联解体后不久，1994年1月，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就提出，要认真总结苏联的教训。他说：“我在医院考虑一个问题，即需要好好研究苏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两国的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进入社会主义怎么走？苏联搞了七十年又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讲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还没想清楚。从毛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对此，马克思没有讲很多，写《哥达纲领批判》是被迫的，到现在还是个纲领。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很短。我们的《两论》提出对斯大林的功过要三七开。这是公道的。现在看，我们评论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苏联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在搞的，实质上还是赫鲁晓夫所主张的那一套，不过是恶性发展罢了。

    “列宁主义倒不了，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彭真同志实际上提出了总结苏联演变教训问题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关键是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如果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引导社会主义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那么即使发生一些摇摆，出现一些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总是可以纠正的，不会垮台，因为总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如果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那就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彭真同志这一论断，高屋建瓴，不去纠缠种种细节，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给人以启迪。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样。我们把我国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同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作一比较吧。那时中苏两国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改革。相对来说，我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比苏联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内问题成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众多，矛盾尖锐。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而苏联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长5-6%，工资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较稳定。但随后两国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进行改革，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红旗依然飘扬在东方。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着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统治下，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把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改革”，短短六年时间，就把党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在敌对势力的进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从两国发展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到，方向、路线是决定性的，方向、路线错了，一切皆错。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和矛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探索了六十年，取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老实说，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客观世界的运动来说，人们的认识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它，而很难穷尽它。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发展，一些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这是事物的辩证法。因此，客观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犯一些错误总是难免的。要想找到一种完美无缺、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恐怕只是空想。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坚持正确的方向，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矛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相反，如果方向错了，路线错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矛盾会越积累越多，最终导致垮台。我理解，这就是彭真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纲”的道理。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彭真同志坚持“三七开”，即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三七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彭真认为，这个评价是公道的，而且这一评价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因为现在有人在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提出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为讨论苏联演变原因问题时争论的焦点。

    应该承认，彭真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深切体会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对此我们毫无经验，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搞了一段，发现苏联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本身也揭露了许多缺点和弊病。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发轫的。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照搬苏联的情况下，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也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这体现在我们为批评赫鲁晓夫而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中。《一论》、《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我们同赫鲁晓夫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彭真同志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到晚年，他仍坚持这一评价：“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我们党至今仍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这一基本评价。

    有人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弊病，如经济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民族问题处置不当，伤害了民族感情；党的建设没有抓好，存在腐败问题，等等。罗列起来是很多的，有的还十分严重。这些都是事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教训。但是，不能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就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必须全面地观察和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②

    怎样才能科学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段重大的历史时期呢？必须抓住能够反映事情本质的基本事实。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曾经说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看他接手时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时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时苏联是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而当他离开时，苏联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丘吉尔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但他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不来详细叙述苏联各方面的成就，也不来罗列各种弊端。这类材料俯拾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有成绩又有缺点，关键是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综合起来又该怎样评价。

步天涵谷

有一件事足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那就是卫国战争。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十分险恶。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实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是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试问苏联怎么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那还不是一攻就垮了？

    应该承认，彭真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深切体会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对此我们毫无经验，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搞了一段，发现苏联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本身也揭露了许多缺点和弊病。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发轫的。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照搬苏联的情况下，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也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这体现在我们为批评赫鲁晓夫而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中。《一论》、《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我们同赫鲁晓夫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彭真同志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到晚年，他仍坚持这一评价：“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我们党至今仍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这一基本评价。

    有人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弊病，如经济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民族问题处置不当，伤害了民族感情；党的建设没有抓好，存在腐败问题，等等。罗列起来是很多的，有的还十分严重。这些都是事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教训。但是，不能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就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必须全面地观察和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怎样才能科学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段重大的历史时期呢？必须抓住能够反映事情本质的基本事实。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曾经说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看他接手时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时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时苏联是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而当他离开时，苏联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丘吉尔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但他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不来详细叙述苏联各方面的成就，也不来罗列各种弊端。这类材料俯拾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有成绩又有缺点，关键是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综合起来又该怎样评价。

    有一件事足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那就是卫国战争。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十分险恶。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实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是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试问苏联怎么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那还不是一攻就垮了？

    我们国内有少数人的看法就同俄罗斯的新生资产阶级一样。例如，有人说，苏联演变好得很，它“摆脱了历史的迷误”，“走上了世界文明的正道”，是“历史的进步”。他们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崇拜者，他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只要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好的，就做对了，就应该肯定和赞扬。有一次我到一个学校的马列部参加座谈会，谈到苏联演变问题，有一位教师引用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说，苏联演变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确实下降了，政局不那么稳定，国际地位也降低了，然而俄罗斯实行了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制度，实现了民主、自由，无论花了多大的代价，这都是值得的，那只是“转型的成本”。他对俄罗斯的情景作了一番十分美妙的描述：一人一票，可以民主地选举领导人；言论自由，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实行私有制，只要有本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等等，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这种唯西方制度是好的观点着实令人吃惊，但的确是一部分人的心态。

   对这样的看法，光讲大道理是说服不了他的。我只好用事实来回答。我在那个会上只列举了有关俄罗斯的“民主”的一些事情：

    苏联1991年3月17日，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76%的人赞成保持苏联，但仅过了9个月的时间，叶利钦就与另外两个人（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一起秘密协商，宣布解散苏联。把全民公决的决定弃若敝屣，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三个人就把全民公决给否定了，这种“民主”，能算是进步的吗？

    1990年前后，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1000人规模的民意调查，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而83%的人表示不赞成。但叶利钦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民意，搞“休克疗法”，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搞得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5%、人民生活水平下降50%，综合国力大大削弱，由一个超级大国沦为被西方国家瞧不起的二等、三等国。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置诸脑后，迎合一小撮垄断寡头的要求一意孤行，这种“民主”，能算是进步的吗？

    1993年10月，由于议会（最高苏维埃）与叶利钦意见不合，总统法案往往胎死腹中，不得推行。于是，叶利钦调集部队，包围并炮轰白宫（议会所在地），打死150余人，迫使议会头目投降，同时下令解散议会，终止宪法。然后炮制出适合叶利钦口味的、大大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重新选举国家杜马（议会）议员。这种“民主”，能是算进步的吗？

    1996年总统选举，据民意测验，叶利钦的支持率远低于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垄断寡头着急了，生怕共产党上台清算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行，千方百计要让叶利钦重新当选总统。于是他们利用控制国民经济50%左右的巨大财力，投入大量竞选资金，操纵大众媒体，帮助叶利钦竞选。而叶利钦再次当选后，不忘垄断寡头之功，把这些寡头纷纷拉入政府，担任诸如副总理、国家安全秘书、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由垄断寡头直接出面掌握政权。这种“民主”，能算是进步的吗？

    1998-1999年，俄罗斯陷入严重的经济凋敝、政局动荡、社会不稳的局面，叶利钦已经完全丧失人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倒行逆施，在26个月内，接连换了四个总理，使得政府工作陷于瘫痪。而他在撤换总理时，根本不同任何人商量，胁迫杜马强行通过。这样霸道行径的“民主”，能算是进步的吗？

    很明显，叶利钦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典型，其实质是，对少数垄断资产阶级讲民主，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民主，我们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对苏联演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反动”，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那就是：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而不是永恒的。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是一种进步现象；然而当生产力发展，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的时候，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愈来愈尖锐，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了，它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人类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符合这一历史趋势的，就是进步的；违反这一趋势的，就是反动的。用这一标准来判断，事情就十分清楚：苏联演变，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我想这也就是彭真同志谈话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