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蒋介石秘密召见张学良都说了什么

刘恒宝

2011-01-11 14:02  来源： 人民政协报
     核心提示：……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07年12月6日第5版，作者：张闾蘅，陈海滨，原题：《1958年11月蒋介石在台湾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赵一荻自1946年11月被秘密转移到台湾新竹山中囚禁，在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偶尔有人来，张学良会请人带信给蒋介石，在信件中，总是表达自己想见蒋一面。蒋介石总是不予理睬。在十余年中，张学良在日记中曾记录请求宋美龄、蒋经国转达他想见蒋的愿望……也详细记录了蒋介石逼迫他写回忆录的经过，以及1958年在大溪蒋家别墅秘密召见的全过程。

（一）

1950年4月29日，刘乙光接到通知，让张学良明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是“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之后，一别十余年未见面了，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作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他曾经多次在信中提到希望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到台湾后，在一次回信中说要安排时间亲自来井上温泉看看。张学良得悉急忙去信告之，路途太远，道路太坏，请“夫人”约好时间地点，他可随时前往。4月30日，张学良驱车早5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只是答应张学良的第二个请求，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这是张学良在台湾第一次当面向宋美龄提出求见蒋的想法。此事没有下文，宋美龄依旧关照张学良的生活，时常写信或寄些食品，但从不提见蒋的事。张学良在山中似乎被人忘却了。

（二）

直到1956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想起张学良了，接连召见在山中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他（刘乙光），面告二事：不准我（张学良）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平日里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十天。初稿写完先交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刘乙光“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修改抄写初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当事人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到：“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无奈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明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刘乙光）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而再三的要求修改。张学良在日记中谈到：“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一本民国46（1957）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说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刘乙光）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喜欢离去。原计划27日的早上返回井上。

可是27日一早，刘乙光尚未起床，即接到“总统”召见令，刘乙光10点半赶到蒋介石官邸。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刘乙光讲述的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冒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张学良）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是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焦虑、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一荻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急忙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三）

1957年始，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张学良也想明白了，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而是想看看自己思想有没有转变，想看看他写出的东西是否对蒋“有用”。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对共产党的观感”，张学良“剖析”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新的认识”，文中不乏有迎合蒋介石的观点。

张学良写完回忆录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是奉蒋介石之令，张学良撰写了西安事变的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著的。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随后接到通知，准备搬迁到高雄，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举家离开井上温泉，入住高雄西子湾。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总统”的寓所就在不远处，要保密，不要见陌生人。张学良有时看到附近岗哨增加，知道肯定是蒋介石来了，但蒋介石没有召见，几天后又归于平静。

（四）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住所，张学良在毫无思想准备下，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急忙召赵一荻与之相见，这是宋美龄第一次见到赵一荻。自张学良迁台后，宋美龄始终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在信函中只提“凤姐姐”及子女事，几乎未提及赵一荻。大家寒暄之后，宋美龄巡视了各房间，送了糖果及鲜花，并告诉张学良，她将去美国，赶紧写家信。两人谈了约半小时。张学良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并提出想见见“总统”。这是张学良第二次提出想见见蒋“总统”。“今天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宋美龄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宋美龄去美国了，托“蒋夫人”转达的“求见”，没有动静。

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的意旨并请个人帮忙，“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许，老刘乘汽车由台北返来，他告诉我：他到台北之后，将信件送给蒋经国，并请示三事，（1）余前书写之件，自己认为不满意，因彼时对共×的认识上未到时候，最近又看见了周鲸文的公表，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2）余近患目疾，已在高雄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如何办法？（3）时局不安，是否准备移动？日昨蒋经国将他（刘乙光）唤去，告诉他：我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嘱我移医治眼疾。并手赠我红酒两瓶。”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转移台北医院医治眼疾。

（五）

张学良在台北看病期间，临时住在北投幽雅招待所。

1958年10月17日，住所忽然迎来了一位客人——蒋经国。这是张学良与蒋经国的初次见面，过去互相都不陌生，但“无缘”见面。在日记中，张学良记下：“同蒋经国初次会见。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志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彼频频问到起居饮食，我答以如今我之居处，已使我十分不安，并非矫情，乃现在的我，不应享此优荣也。彼又谈到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游玩，并要派电影来赏阅，余力辞。约在十点左右，大家同摄数相片而去。”

这是张学良向蒋经国提出自己想见“总统”的要求。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从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召见张学良。“11月15日早，老刘告诉我，昨日蒋经国将他唤去，关心我的病况，详加询问，并告诉他，我们要是回高雄以前，老刘须要再去见他。”

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做好准备，下午5点，“总统”将在大溪官邸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