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兄弟

文卓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

　　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再现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说周建人显赫的官职，以学者视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遗传相同。说到成功，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勤奋，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基，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一样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学之间，他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硬读出来的，翻翻鲁迅描写少年读书时的作品，再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状况，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再想想周建人固守乡村老宅，在青灯古瓦之中，自学植物学、英语，又有多少甘苦辛劳。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这种勤奋的劳作，是持之以恒伴其一生的。

　　有人说，鲁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读书、写作，不停地跋涉，没有一刻停闲。他自己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写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周作人老了还壮心不已，顶着特殊的头衔，硬是翻译了著名的《希腊神话》，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岁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还拿个放大镜，要重译《共产党宣言》。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勤奋更有力量。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写作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业。

　　三人都是作文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科学小品，自称一格。

　　都善著文，但却内容有异，文风不同。有道是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个性。

　　其实，三兄弟都是好强桀骜之人，不会轻言退却放弃。三兄弟久分不合，谁又能说不是个性使然。换句话说，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强硬的东西。鲁迅自不必多言，毛泽东说他骨头最硬。面对各种围攻，他很强势，自不惮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周作人留给社会的印象，是个软弱的人，面对妻子的逼迫，不像个大丈夫，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觉得，他是个非常任性而固执的人，不然也不会酿成大错。周作人自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这种软中带硬的话，不比金刚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独立地表达，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宁肯不说，也不乱说。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周建人、叶圣陶等在武侯祠刘备墓前。

　　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真正的能者、强者，必有好强之心，有坚持之志，有独立之姿。

　　最难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于封建家庭，受教于传统道德，但是，他们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条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时尚之路。在那个兵燹乱世，勇敢地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学，用文明、文学、科学来拯救民族和未来。三兄弟几乎同时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相互砥砺，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战士，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唯物主义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甚至就连最后的选择，三兄弟也大致一样。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最后的声音。

　　鲁迅殁时55岁，周作人去世时82岁，周建人寿长，96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鲁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折磨下身故。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周氏兄弟殊途同归，死后速朽，不求纪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惊人地一致。

　　时人有这么评价三兄弟的，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可是，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屋檐下，退回到家庭的层面，再看三人，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的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这惊人的相像后面，是他们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著作等身，一样的个性独立，一样的勤勉奋发，一样的自信好强，一样的自我，一样的自尊。

　　王安石有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把酒问天：一家人乎？异家人兮？

　　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周建人和夫人王蕴如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周晔、二女儿周瑾都已去世，周家三个女儿只剩下三女儿周蕖了。

　　以周建人的显赫身世，再加上周家特殊的地位，按理说，周氏三姐妹应该有很多的亮相机会，外界对她们也会有不少的关注和报道。采访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很失望。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见到一篇有关周建人子女的报道。唯一一个相关的消息，是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曾出版过两本书，即由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出版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和《鲁迅在上海》，而对周晔的具体情况，网民们则张冠李戴，安在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身上，说这位年仅40多岁、同名同姓的老师就是周建人的女儿周晔。

　　不仅如此，网上盛传的高干子女名录，几年来不断地有人更新，但你还是看不到周建人家庭的情况。面对如此强大的搜索引擎和社会关注的目光，这么多年来，周氏三姐妹一直埋头工作，低调生活，隐身于大众目光之外，是有意而为，还是随意而安呢？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教部、全国人大工作，这期间他在北京东城、西城数次搬家，“文化大革命”后才搬到护国寺，直到去世。周家的三个女儿则都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读的中小学，讲一口上海话。1948年，周建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一家人离开上海，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二女儿周瑾、小女儿周蕖中断学业随他在一起。而大女儿周晔已经参军在江南的部队里了。

　　这一年，大女儿周晔已经24岁，二女儿周瑾21岁，小女儿周蕖16岁。更为有趣的是，在周建人正式入党之前，他的两个女儿，周晔、周瑾已先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姐俩不仅在上海就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周晔还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按党内的标准，两个女儿参加革命的时间，还在周建人之前，是比他还老的老干部。她们都能享受到离休待遇。

　　大女儿周晔起初就读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的是做教徒的工作。解放前她又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到上海搬家。结果，母女俩在火车上偶然碰上了，此时，站在母亲面前的女儿，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乖乖女，而是一名飒爽英姿的解放军战士，这让王蕴如又惊又喜，总算是一家人又团聚了。

　　周晔随父母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任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周家两兄弟在上海时就是好朋友，和周建人更为熟悉，这样，周晔顺理成章地就跟着杨之华，当上了她的秘书。直到1958年，爱好写作的周晔主动申请调到《工人日报》当记者。此后，周建人被安排到浙江省当省长，为了照护年逾7旬的老父亲，周晔又调到浙江一个杂志当了编辑。

　　周晔的丈夫叫张攸民，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工作。1958年曾到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到上海涡轮机研究所工作，后任研究所副所长。

　　周建人返京后，周晔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便随丈夫到了上海，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1981年，一心想写作的周晔以照顾父亲为名，借调到中央统战部，她原本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正好找个理由，辞了译文出版社社长一职，专事写作。也就在这期间，她整理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1984年，这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因为作者特殊的身份，这本书反响很大，被誉为是一部研究鲁迅故家以及鲁迅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思想最有权威性的书。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曾再版。

　　随后，她又根据母亲王蕴如的回忆，整理完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书。也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缘故，外界对周晔才略有所知，但也仅仅是知道个名字。

　　说起来，周晔身为长女，算是继承了父亲的外语才能，也继承了他的写作才干，这两本书也替父亲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她的写作计划中，她还要完成的一部作品是《瞿秋白传》，这是她最想干的事，遗憾的是，1984年周晔因肺癌先于父亲去世了。为了不让周建人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难过，家人一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住在医院的周建人当时还常常问起周晔，问女儿为什么不来看他。几个月后，周建人也撒手人寰。这一年，周家除了他们父女之外，还去世了一位和她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亲人，就是周建人的亲家、顾明远的母亲。一年之内，三位亲人接踵离去，这让周家伤痛不已。

　　周晔育有3个儿子，大儿子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校对。二儿子在北京，原来在铁路上工作，后因病在家休息。三儿子则过继给了妹妹周蕖、顾明远夫妇。说来也怪，周建人对子女的教育很是放得开，他基本上采取的是无为而教，从不干涉女儿学习和择业。

　　三个女儿中，二女儿周瑾选择的是学医，她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8年，她中断学业随父亲一起离开上海。到北京后，和姐姐一样，她选择了参军，分到了解放军卫生部。1954年，也被选送到苏联留学，主攻化学制药专业，归国后分配到了药物研究所，后担任了药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因为工作在部队，又从事的化学制药工作，周瑾很少抛头露面。她的丈夫金经得，也是军人。他们两人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同学。金经得毕业后即参军，曾在空军司令刘亚楼身边担任过一段时间保健医生，后任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空军司令部门诊主任等。

　　可能是受药物和放射性的影响，周瑾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后因患上红斑狼疮，于2001年去世。她有一儿一女，如今都在美国，一个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是眼科医生。

　　小女儿周蕖也是随父亲一道去的西柏坡，当时她正读高中一年级，在西柏坡她本应接着读书，但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说，马上就解放了，你就别在这里上了，等到了北平再去上学吧。这样，周蕖就没有在西柏坡读上书，而这一阴差阳错的安排，直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不同。按照中央规定，在解放区读书，就算参加了革命，就开始计算工作年限。于是乎，她参加革命的时间就被延后了，这样，她就只能算是退休，而不是离休老干部。

　　阴差阳错的事后面还有，高中毕业后，周蕖报考了清华大学，当时可填报三个专业，她首选了经济和气象专业，第三个专业她有些犹豫，看到女儿拿不定主意，周建人提出：还是学生物吧。

　　然而，就在周蕖拿到清华大学经济专业的录取书不久，国内开始大规模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每个部门都分有名额，出版总署派不出人去，就把周蕖选上了。这样，她只有放弃清华的学业，转赴苏联。

　　到苏联后，阴差阳错的事又落在了周蕖的头上，因为是出版总署派出来的，苏联方面就安排她去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印刷专业。学了半年后才发现，苏联的印刷专业跟中国的不对口，于是，她就想到了换专业，征求周建人的意见，他还是说：“你去当教师吧，女孩子当教师最好了。”一句话，周蕖又转到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开始学习幼儿学前教育专业，同在这所学校教育系的共有四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顾明远，后来成了她的丈夫，还有一个叫朱敏，是朱德元帅的女儿。

　　回国后，周蕖继承了父亲的教师职业，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和研究，后来又转为研究比较教育，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她一干就是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