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一次召集政治局会议：痛骂江青混蛋

文卓

离开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为，在政治上终于走到尽头。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钓鱼台11号楼旁边的17号楼，那里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功能厅，并能做头发，结果被江青一人占据。不过在1974年以前，她还经常回中南海拨弄是非，愿意长久住在外面，是因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政治权力的增长，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极点，完全以“女皇”的派头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附近专门修的201号住所、钓鱼台的10号楼（17号楼实际也被她一人控制）、颐和园一处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搞得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八亿人口只有八个戏”这种极为可悲的文化荒漠状态，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黄色的影片和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拢所需求的人（当时江青对其死党表示亲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请其看片子）。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饭不满意，便声言“我不出钱”。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后，毛泽东一面肯定这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一面也认清了江青的野心，从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并亲自给他们加上“四人帮”这一称号，还申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从这时起，江青想见毛泽东，也要事先写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

    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听到这话，王洪文、姚文元脸都吓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了。江青本人和张春桥这时却脸不变色，毕竟是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毛泽东还不至于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的孟锦云也回忆说，毛泽东此时在生活上对江青已是厌恶至极，平时不许她来看望。江青为了拉拢张玉凤、孟锦云，送来衣服和其他东西，毛泽东得知后便生气地说：“她给的东西你们不要要！”

    有一次，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孟锦云，如果自己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样看？

   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当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话也都公布出来，这都是事实。不过许多人也产生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毛泽东晚年那样厌恶江青，斥责如此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说出她“是一个大女流氓”，可是为什么不处置她呢？当时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周恩来，为什么也会对此事搁置而不便处理呢？   


    如果把领袖当成人而不是视为神，其实这一问题也好理解。作为一般人夫妻之间气愤之时的一些责骂，局外人有时不可过于当真。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自己骂自己的老婆，无论怎样严厉都可以，别人来骂则不行。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75年内一再批评“四人帮”后，发现邓小平事实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又感到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此又要依靠“四人帮”这一伙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于1977年在讲话中也说明，毛主席去世，才解决了处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晚年将江青一伙定为“四人帮”，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于党内健康力量同他们斗争，以及最后将其粉碎还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当初重用江青是一个严重错误，然而毛泽东毕竟还是认清了其丑恶面貌，这在历史上仍应公正地写上一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判“四人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客观地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属于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结论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属于过左的思想指导，目的还是把国家搞好，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从生活追求看，毛泽东直至晚年还是朴素的，进行政治斗争的确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江青则完全不同，这个从旧中国黑社会和污泥中滚出来的“大女流氓”进行的“政治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工作过的人也都体会到，他们二人的情操和志趣也完全不同，当初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和悲剧。

  毛泽东病逝前夕，江青毫无悲伤之感，于9月初不顾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也要有女皇”之类令人惊愕的怪论。这不仅反映出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和利令智昏，也说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极其低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到达大寨后，把人们集中起来，询问大家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环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随父姓，在场找不出一个随母姓的人。江青大为不满，竟要求当地人以后要随母姓。这一番荒诞不堪、违反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普遍习俗的做法，让大寨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这时的江青，不仅大肆称颂宣传历史上暴虐却又能擅权的吕后、武后，甚至还有韦后、西太后……其司马昭之心，当时对国内有政治头脑者而言几乎是路人皆知。她还模仿武则天的唐装模式，设计了奇形怪状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无余。她口口声声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她的这一套当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上受千年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之深，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任务的实现真是任重道远！

    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央值班的领导人通知江青尽快回北京。当时中央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泽东确定的。

    病危之际的毛泽东，头脑仍然清醒，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后的自我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检讨这件事为何会遭到多数人反对，还担心交班时可能“血雨腥风”，对后事认为“只有天知道”。从这番话看，他预见到了那些“左派”可能会被解决，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血雨腥风”，而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就顺利地解决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经过一次次抢救，毛泽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这时他对老一代同志的怀念之情也涌上了心头，也许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种表现。据孟锦云回忆，当快到最后的时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员围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毛泽东的床前，实际上是在告别。毛泽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发现叶剑英走过来时，嘴唇却微微动了一下。孟锦云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肯定是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剑英马上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那位领导着老帅们夺取了政权的领袖，此刻凝视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临终之前，对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来的“左派”并无什么感情，对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友还有些眷恋之谊。至于他最后想对叶剑英说什么，这已永远不可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