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礼贤下士搞统战 ：“请投荣毅仁一票”

文卓

陈毅一向重视与善做统一战线工作，擅长结交党外朋友，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海纳百川，团结至上”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此，陈毅曾经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尤其如此。

    给傅作义让房

公而忘私、严己宽人是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在与党外朋友的交往中，共产党人的这一品质、胸怀赢得了党外朋友的称赞和钦佩。陈毅热情慷慨地给傅作义让房，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49年9月，陈毅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一下车，他就忙着会客去了。警卫员先来到下榻的老北京饭店。小伙子走进陈设豪华的大客房，心想：501首长进上海半年多，整日奔波，这次能在这大客房安安逸逸住上一阵子，真是太美了。他手脚麻利地刚把东西安顿好，陈毅进门喊道：“小鬼，收拾东西，搬家、搬家！”说着自己动手搬东西。

    “搬到哪里去？”

    “搬进中南海。那可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啊！”陈毅打趣地说。进入中南海，车子拐了几个弯，停在一排陈旧的小平房前。这是多年未曾修缮过的房子。屋顶虽是黄色琉璃瓦的，屋子里面却很简单。全部陈设仅有一张大床，一张旧木桌，两把放不平的椅子，一盏昏黄的电灯。不要说热水龙头，连凉水也要跑好远去挑。警卫员一边把军用被往床上铺，一边忍不住好奇地问：“501，您把房间让给哪位首长住了？”

    陈毅正洗脚，漫不经心地回答：“让给傅作义了。”

    “他是哪个野战军的首长？”

    “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是参加政协会议的，没地方住了。”

    “什么？房子让给他！”警卫员不能理解地大声喊了起来。

    “你这个蠢人，”陈毅憋着笑骂道：“他光荣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贡献比你大多了！人家在国民党里住惯了高楼洋房，现在叫他睡平房，他会觉得共产党对他不起，心里不舒服嘛！我陈毅就不同了。不住大饭店住平房，不睡弹簧床睡板床，就是拿捆稻草睡地下，我也是一样打呼、一样工作、一样干革命嘛！要不算啥子共产党员呢？”

    后来，陈毅还代表上海市赠送给傅作义将军两辆名牌小汽车。

    陈毅让房、赠车这两件事传出去之后，在部队引起了很大反响。

    待开国大典后，陈毅回到上海，发现办公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信，其中有些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对优待傅作义想不通。陈毅对这些老部下是从不讲客气的。

    陈毅召集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往台上一站，就“骂”开了：“同志们，我的老兄弟们，要我陈毅怎么讲你们才懂啊！我陈毅不住北京饭店，照样上班、照样骂人！他可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到电台讲了半个小时，长沙那边就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伤亡。让傅先生住了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到共产党是真心要朋友的。”他越讲越冒火，用指节咚咚地敲着桌子说：“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们住，再送你十部小汽车，谁能起义两个军！怎么不吭声呢？”

    陈毅的火出完了，又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讲：“我们是共产党员嘛，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啊！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噢！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陈毅的一番话，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指出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使人深受教育。

以“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开展工作

    上海是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底蕴丰厚的城市，专家学者、文化名人、教授艺术家比比皆是。陈毅以“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开展工作。他反复强调，这些知名人士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

    赵祖康是原国民党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过几天代市长，他对新政府疑虑重重，想去大学教书。

    为此，陈毅恳切地和赵祖康谈心：“你留下来很好，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工程技术专长，为新上海建设贡献力量。”

    陈毅请赵祖康继续担任工务局局长，并在工作中信任他、支持他，对工务局的人事安排也尊重他的意见。

    赵祖康深受感动，发自内心地再三表示：“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干部的优良传统令人折服，我没有理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尽责尽力啊。”

    后来，赵祖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上海的市政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赵祖康一样，许多与旧政权牵连较深的人士，在统战政策感召下，积极改造自己，并得到信任和重用。旧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张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是毛泽东的湖南旧友，和毛泽东共同创办过《新湖南》，陈毅请他出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系主任，为国家培养出不少公共卫生人才。还有原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的吴兆洪、孙越崎等，都做到人尽其才，他们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为新上海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陈毅十分关注学者、专家、文博人才，帮助解决他们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尽管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各方面工作十分繁忙，陈毅仍挤出时间，登门访晤知名人士。他拜访了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秉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沈尹默等。

    最鲜明最感人的例子，譬如，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是上海民乐界第一琵琶名手，人们都说他性格怪僻，不愿与他交往，陈毅却与他相处十分融洽。再比如，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戊戌变法参加者张元济病瘫在床，陈毅专程去张宅探望，使张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上海成立了文史馆和参事室，原来只安排30多人，陈毅大手一挥：“太少了，人数后面加个零。”

    孰料，扩大后的人员却迟迟难以落实，各区统战部门认为这个人员不合条件，那个又有历史问题。

    这一徘徊不前的棘手情况，不免引燃了陈毅直率坦荡的火爆脾气：“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

    于是，在陈毅的大力推动下，文史馆和参事室很快就建立了。接着，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文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毅专赴杭州拜访国学宗师马一浮曾写就一段“马门立雨”佳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遭遇巨变。马一浮这些旧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缺少足够的认识和准备，适应起来还是比较艰难的，内心的迷茫、孤独和惶恐可想而知。但是，陈毅和周恩来却一直对马一浮礼遇有加，对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

    1952年春天，时任上海市市长、招贤纳士心切的陈毅，意欲邀约马一浮担任上海市某部门的重要职务，便轻车便服直奔杭州蒋庄。为了表示尊重，这个戎马倥偬的儒将穿起了长衫去拜望马一浮。

    马一浮的家人不知来者是谁，告知马一浮正在休息，请客人稍候再去通报。

    陈毅声称不必惊动，在花港公园转了一圈，马一浮仍然没有醒来。

    此时，天空下起雨来，家人请客人进屋稍作等候。

    陈毅却态度谦逊地说：“未得主诺，不便遽入。”于是，他仍然坚持在屋檐下耐心等候。

    待马一浮醒来起床后，知道有客人等候并淋了雨赶忙请进时，只见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连声致歉。

    陈毅在礼叙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过去人家掌权您老不肯出山。现在我们人民当家了，您老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随后，宾主言谈契合，言及玄学、禅学、宋明理学和诗词等，陈毅尽欢而去。

    马一浮为陈毅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和豁达爽朗的风度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于是，这一段陈毅“马门立雨”的佳话，被传颂一时。

    之后，二人诗书往来，过从甚密。其中有一首诗题是《赠陈仲弘》（仲弘是陈毅的字)--

    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

    林栖便鸟养，舆论验民欢。

    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

    能成天下务，岂独一枝安。

    这首诗头一句的意思是指陈毅从不嗔怪自己（马一浮自指）很少来拜访。第二句是说陈毅多次邀请自己，而且礼遇甚为优渥。第三句是说自己愿顺其性而栖迟林下。1960年3月致陈毅信有“如蒙俯顺天机，得全鸟养，尤不敢忘德”之语（见《马一浮集》第二册，第781页），可证。第四句赞扬了当时的政策得到大众拥护。第五句与第二句呼应。“皂帽”出典自《通典》卷五十七：“魏管宁在家尝（通常）着皂帽。”（《世说新语·德行》记“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等事，是“皂帽”一词实含深意，并非自谦。此又与第三句呼应。第六句“缁衣比授餐”，如王文所说，用《诗经·郑风·缁衣》之典。马一浮对此诗的理解，全依毛传、郑笺，如是，则是以任周司徒的郑武公来比陈毅。缁衣为卿士听朝之正服，餐指的是采禄。比是配合义，谓身是缁衣的卿士相应授予采禄。这里是泛言。第七句“能成天下务”，语出《新唐书·张柬之传》。其时武后求奇士，狄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龌龊（格局狭小），不足与成天下务哉？”遂推荐张柬之。能成天下务，必须是国家桢干之材。第八句“岂独一枝安”，典出杜甫《宿府》“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杜诗又用《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典。此两句谓有如此国之桢干成天下之务，则个人一枝之安何求不得。

    这首记叙当时情景的题赠陈毅的诗，充分体现了马一浮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深为陈毅所喜爱，而陈毅这种“马门立雨”的精神也跟“程门立雪”一样成了党对知识分子关怀的佳话。建国之初，党和知识分子的良好关系，于中可见一斑。

文卓

宽怀聚拢产业人士为国效力

    上海是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占全国贸易额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就会波及全国。所以，陈毅首先将产业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列入统战重要内容。

    1949年7月中旬，陈毅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肯定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人民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的坦率和诚意，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使与会者如释重负、激动不已。

    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上海市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不敢去，陈毅认为这是荣毅仁等人进一步投石问路，便笑着解释：“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他不但率刘晓等领导干部赴宴，连夫人张茜和孩子也带着同去。席间，他同两人拉家常问冷暖，虽未谈政治道理，却沟通了感情，了解到不少情况。

    刘靖基在上海、常州等地经营5家大型企业，他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对共产党亦不甚了解，正准备赴香港选址办厂。

    陈毅语气坚定地告诉刘靖基：“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党和政府就欢迎，就加以保护。”

    不仅如此，陈毅还多次邀请刘靖基到自己家中聚餐，两人从国内外形势到书画鉴赏，促膝倾谈。刘靖基经反复思考后，终于将在香港和海外的资金、机器调回上海。

    事后，刘靖基深有感触地说：“陈市长的言行既掌握政策，又亲切感人，我既怕他，但又服他，他的统战工作真了不起啊！”

    10月，著名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从美国归来，陈毅亲自接见他，并安排工厂工人开大会欢迎他。

    吴蕴初惭愧地提出当年曾任“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答道：“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应付嘛。你们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问和经验，人民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贡献。”

    在陈毅的感召下，不仅被称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回到上海，连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名单学”上诚意做文章

    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历来重视党外代表性人物的地位和影响，认真做好“名单学”上的文章。

    1954年，我国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按规定，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应由当时各地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通过协商产生。上海市长兼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主席陈毅亲自主持了上海市各界代表性人士参加的协商名单会议。

    会议是在上海市茂名南路58号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文化俱乐部二楼举行的。会上分发了准备协商的名单草案，人手一册。虽然这本草案上的名字都是代表性很强、知名度很高的各界人士，但是准备材料时还是按界别给每一位写了比较详细的情况介绍。因此，这本名册页数不少。陈毅认真地翻阅了这本名单草案。

    会议开始，陈毅讲话，他右手举着名单草案说：“这是一本名单，也可以说是一部目录，里面很有学问，不妨称之为'名单学'或'目录学'。”

    接着，陈毅非常谦虚地说：“我对这门学问没有多大研究，知之甚少。在座各位对各界别各阶层的情况很熟悉，请多多发表意见。”

    协商进行得很顺利，一个界别一个界别的名单依次讨论通过。

    在讨论工商界代表时，碰到了难题。按照原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上海可以产生4位工商界人士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会上反复讨论，一再筛选，最后大家认为有5位工商界人士都有充分代表性，具有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5位中的3位因各有特点，也较容易一致认可，难点就落在两位棉纺业人士身上。一位棉纺业巨头在上海拥有多家棉纺厂，自成一大系统，且在南洋一带颇具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位解放前在上海开设大型棉纺厂，解放后还从国外买回若干万纱绽又开了新厂。这几年，他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活动，做了不少社会工作。要在这两位中取一舍一，不少与会人士认为真是难取难舍，不好决定。

    协商讨论进行得非常认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觉已届午夜时分。工作人员看会议还没有结束，便把准备好的点心送了上来。大家边吃边议。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位工商界人士，也是位年长的知识分子，以诚恳的语气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工商界代表的名额从4人增为5人，那样，两位就都可以当代表了，岂不两全其美？只是这个问题牵涉较大，也许不是上海所能解决的，请各位同志和会议主席斟酌。”很多人听了互相点头称是。

    陈毅对大家的发言听得非常仔细，对两位工商界朋友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最后，他从容开口说：“好吧，我看可以。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先把5位都定下来，这是大家经过再三协商讨论得出的结果。当然喽，最后究竟如何，要报请上级决定。”

    不久，上海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公布，工商界的代表名额从4人增为5人。

    陈毅在政治协商工作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采取耐心细致、反复磋商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事安排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一切统一战线工作干部学习的榜样。

“请投荣毅仁一票”

    竞选宣传从来都是为本阶级政党代表或本人的当选而服务和开展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为自己的同盟者竞选。陈毅曾为“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竞选市长。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的所有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十分痛快地交出了自己所辖的全部工商企业，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资本家”。

    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上海市市长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并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

    陈毅身着一件便装，十分亲切地问候大家：“同志们，久违了，想念得很呀！”与会者对老市长报以热烈的掌声致敬。

    随即，陈毅说明这次回上海的目的：“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在上海人民心目中，这位元帅老市长是非常受尊敬、钦佩和爱戴的。人们认真地听他解释：毛主席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人民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也正是时候。

    紧接着，陈毅还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和品德，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接下来，陈毅还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还在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俩人谈话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并对陈毅市长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会第一个拥护！”陈毅感到很新鲜，便去问荣毅仁：“究竟谈了些啥子话让人家这么开心？”荣毅仁不解其意地回答：“不过就是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荣毅仁还对那位法国大资本家说：“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

    陈毅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啊？”一席开心话使会场呈现出一片欢声笑语，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人代会表决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选举完毕，陈毅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统一战线，这可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啊！中国的革命离开共产党领导不行，由共产党包揽一切也不行，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懂，千万要重视啊！”

    陈毅为荣毅仁竞选市长一事，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佳话。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们对资产阶级还抱有很多敌对意识的情况下，要人们选举一位“资本家”当市长，如果不做好深入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陈毅及时地把荣毅仁的情况介绍给人们，并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就使荣毅仁能够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现在的情况与解放初期相比，大为不同了。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仍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府、政协中仍有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共事。这就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各个部门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向陈毅学习，胸怀宽广，及时发现、选拔更多的党外干部，并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大力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