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前美总统特使延安见毛泽东

文卓

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

    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

    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

    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

    延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到达延安。

  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

    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 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 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公平，他说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他周围的腐败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文卓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毛泽东质问道：“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末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在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再去。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