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翁同龢：是光绪帝亲自决策 非慈禧所为

小徐614

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即被罢官,开缺回籍。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也有萧公权、孔祥吉等几位学者认为,是光绪皇帝主动罢了翁同龢的官。本人研究相关资料、反复思考之后,觉得前说无据,后说有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戊戌维新史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历史人物的认识,因作本文,进一步加以论证。

慈禧是否一开始就反对变法?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龢,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是否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条云: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

“慈谕”,就是慈禧太后的“谕旨”。当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根据光绪皇帝所言,慈禧太后不仅读过这两份折子,而且给了积极评价:“良是。”至于变法方向,慈禧太后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以至于老成持重的翁同龢都觉得“过头”,要说一句,“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在所拟诏书中特别强调,变法必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明定国是诏》是颁示天下的文件,光绪皇帝不会也不可能假传“懿旨”,翁同龢的日记也不会误记,因而,这一则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活跃在其中的慈禧太后形象实在和我们多年来的印象相差太远了。

又《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云: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

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议,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

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接着,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上述记载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

关于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至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慈禧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慈禧太后是完全可能的;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慈禧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清廷戊戌朝变记》还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面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又曾对庆亲王奕?等表示:“由他(指光绪皇帝———笔者)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这些资料都说明,慈禧太后最初曾经给予光绪以一定程度内的变法自由。

苏继祖自称,他的书“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但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慈禧传信录》的性质与之大体相同。二书所载上述各事,需要利用其他可靠资料验证,才能使用。慈禧太后主张“讲西学”由来已久。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1866年(同治五年)12月,奕?上折,要求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以官方姿态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折中,奕?提出,以满汉举人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20岁以上的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慈禧太后批示:“依议,钦此。”当时,同治帝仅10岁。这一批示显然反映了慈禧太后的态度。不久,奕?再次上折,提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要求将招生范围扩展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高级文官。该折再次得到慈禧太后批准。

1867年(同治六年)2月,奕?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又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其后,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与此同时,一场以军事现代化为主,包括兴办民用工业和新式文化教育在内的“洋务运动”兴起,当时称为“自强新政”。应该承认,这场运动为古老的中国引入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文化,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益。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让皇帝学英文,今天看来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旷古未有、惊世骇俗之事。

慈禧太后既然支持同治年间的“自强新政”,她在甲午战后,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际,自然有可能同意一定程度上的“维新”。《慈禧传信录》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既给光绪皇帝以一定变法自由,同时又给光绪皇帝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符合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时的心态的。该书载,光绪皇帝曾向慈禧太后表示,“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并向慈禧太后推荐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都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这也是符合慈禧太后的性格和思想发展逻辑的。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下诏实行新政,甚至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毕竟和她此前的思想性格相关。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在和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密谈时曾称:“太后具有开新之见。”此说用以论衡“洋务运动”至维新初期的慈禧太后,不为无见。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此段说“慈禧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又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犯禁”。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证梁启超之误。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有一条记载与梁著近似,为史学家们广为引用。该书称:“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这段文字写得历历如绘,似乎无可怀疑,然而,问题是,苏继祖并非朝廷重要人物,宫闱秘事,他何缘得见?得知?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历史家治史,有时难免受到既定观念的制约。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其原因盖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同时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影响。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这是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人事安排,必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或者竟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5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末,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而据翁同龢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龢意见,并且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4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


翁同龢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年2月,光绪皇帝向翁同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月26日(四月初七),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

翁同龢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1898年2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前往德国驻华公使馆谈判,但翁始终坚拒。第一次,翁称:“此举无益”;第二次,翁称:“未敢奉诏”。当时,翁为抗辩讲了许多话,其固执态度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翁在日记中自云:“同人讶余之憨。”又过了几天,皇帝再次催促,翁仍然“顿首力辞”。在场的恭亲王奕?不以翁的态度为然,但也拿翁没有办法,只好改派李鸿章和张荫桓前往。对此类事件,光绪皇帝都容忍了。

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龢“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

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写在这里,不过是顺手牵来的一条理有学者可能认为,上述各事,均出于翁同龢日记所载,戊戌政变后,翁为了避祸,曾对日记做了修改,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不错,翁在政变后确实修改过日记,但仅限于少数几处,今人已做过考证。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翁去世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健在,翁不会也决不敢修改日记中和光绪皇帝有关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翁忠于光绪;第二,修改如有不实,将是欺君大罪。由,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慈禧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笔者的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光绪皇帝颁发“开缺”上谕及其后几天内对翁同龢的态度得到证明。

人们熟知,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的意思。如果罢免翁同龢出于慈禧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做出某种暗示,或给予某种安慰,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首先,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其次,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也许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太后的淫威,所以不敢有任何表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翁同龢被“开缺”之后,光绪皇帝第二天就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接着,一连串地颁发“新政”诏书,完全是一种放手大干的心态。倘使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罢免翁同,而光绪皇帝又胆小到不敢向亲爱的“师傅”做任何表示,他必然瞻顾、徘徊,小心翼翼,何敢如此雷厉风行地迅速推动变法!凡此都说明,翁同龢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慈禧太后干预。

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求治心切,是其优点,但年轻气盛,操之过急,遇事冲动,是其缺点。翁同龢纵有不当,但总不应该轻率地将其赶出朝廷,自毁股肱。不久之后,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光绪皇帝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感情用事,惩罚过重,打击面过大,因而引起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强烈反弹。限于本文主题,这里就不论了。


慈禧太后批准罢免翁同龢

那末,慈禧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龢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慈禧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龢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慈禧太后商量。如果慈禧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翁同龢被罢后,光绪皇帝曾告诉康有为,黜革高级官员的权力“握在太后自己手中”。根据《清代起居注册》和《德宗实录》等史料,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12日、13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居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处,未曾见面,14日,光绪皇帝早朝之后,返回颐和园。当日正午,翁同龢也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了一句:“远来饭否?”要翁“且下去饭”。

次日,光绪皇帝即颁发将翁“开缺”回籍的上谕。显然,正是14日下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会晤,决定了翁被赶出朝廷的命运。慈禧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慈禧太后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同治皇帝去世,她选择年幼的载,就是为了便于继续控制国家权力。因此,在光绪皇帝成年之后,仍迟迟不肯归政,而且对任何危及她的权力的人都坚决打击。翁同龢受到过慈禧太后的宠信。1865年(同治五年),被任命为弘德殿行走,教读同治帝。1876年(光绪二年),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教读光绪皇帝。此后,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会办军务大臣、总办皇太后万寿庆典大臣等要职,多次受到慈禧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慈禧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慈禧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慈禧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慈禧太后:“上知之否?”事后,御史高燮曾上折,直斥“懿旨”,慈禧太

后召见翁同龢等人,指令批驳,但翁同龢却主张“以静摄之,毋为所动”。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这些,都会引起慈禧太后对翁的不满。

当时对慈禧太后专权不满的还有侍郎汪鸣銮与长麟,他们在光绪皇帝面前指责慈禧太后只是咸丰皇帝的“遗妾”,与光绪皇帝“本非母子”,劝光绪皇帝“收揽大权”。1895年12月,光绪皇帝被迫将汪、长二人革职,永不叙用。次年2月,慈禧太后为减少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等人的接触机会,决定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的多年授读生涯自此结束。一个月之后,御史杨崇伊参劾珍妃之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议论时政”,结果,文被革职,永不叙用。一时间,北京气氛沉闷,翁同龢也“惶惶自危”。

翁同龢是汉臣,他与光绪皇帝关系亲密,满洲亲贵早就不满。1896年2月,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大学士刚毅陈述,中国应该研究其他国家,慈禧太后应该有两个外国女教师,光绪皇帝应该有两个外国导师,要求刚毅设法让他见到皇帝,刚毅的回答是:“他对于皇帝没有影响,翁同龢最有力量,在内阁里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实行一切,甚至恭亲王、礼亲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宣称翁同龢蒙蔽了皇帝的视听。” 4月3日,在北京的维新派成员吴樵致函汪康年报告:“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们天下自做乎?抑叫姓翁的做?”这里所说的“太上”,应指慈禧太后或另一位身份极高的贵族;“每谓之曰”的对象应是光绪皇帝。两份材料都说明,满洲亲贵对翁同龢日益增长的权力及其对光绪皇帝的影响深怀不安。但是,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慈禧太后与翁同龢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翁同龢还被加任为协办大学士,在官阶上再次上升。慈禧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需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龢。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去世。

据金梁的《四朝佚闻》记载,奕?去世前,曾对临视的慈禧太后“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又据光绪时期的御史赵炳麟称:“恭王卒,大事决同,刚毅腹诽觖望,时京中为之语曰:自言自语

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刚毅、莲英合构同于太后,遂开缺回籍。”刚毅与翁同龢素不相合,他在奕?去世后成了领班军机大臣,权势有所增长,在慈禧太后面前说翁的坏话是必然的。当翁同龢仍然受到慈禧太后宠信时,刚毅等人的谗言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当翁同龢宠信渐衰时,刚毅之流的谗言就会发生影响。不过,6月10日的上谕仅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并未解除翁同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说明慈禧太后也还没有决定甩弃翁同龢。但是,这以后几天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之间连续发生的冲突使情况急剧变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


这里所说的“小人”,仍指刚毅。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龢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龢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帝被迫之说,而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龢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但是,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慈禧太后方面,则是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