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轻度自闭症青年上班记

邓文龙

轻度自闭症青年上班记

新京报

发布时间：19-12-2317:32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然而现实中，许多公司宁愿支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聘用他们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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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月3日，宇航在流水线上进行分拣组装工作。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分拣制作磁芯配件是自闭症患者宇航的工作。他现在一个月可以挣将近3000元。此前，他在普通学校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2014年毕业于大连一家职业技术中专。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已有超1000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有200多万。一批批被确诊的孩子逐渐成人，而父母逐渐老去。他们未来的生活，成为父母焦灼的事。
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轻度患病者属“需要支持”人群，可工作和自主生活。目前，轻度自闭症患者的就业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宇航的“老板”郑雷伟说：自闭症患者完全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半自动化的制造业，不复杂的手工操作，残疾人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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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自闭症青年
韩峰的北漂生活是2019年年初正式开始的。过去，他在老家当过会计、搞过投资、做过生意，生活奔了小康。此次抵京，体面工作被打零工取代，原先百余平的宽敞楼房也成了这十几平方米的村里出租房。
但韩峰没觉得尴尬，因为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宇航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签合同、上社保的那种”。
顺义牛栏山镇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早晨7点，宇航起床钻出被窝，洗漱后骑车上班，出门时天刚蒙蒙亮。
出门前，韩峰会照例看一眼宇航是否穿戴整齐。从家到公司只有5分钟的路程，这条路宇航已经往返了半年多。
到了餐厅，宇航吃过早餐，就坐在车间里一张四五平方米的工作台旁拿起镊子，熟练地夹着金属圆环，分拣从流水线上制作好的磁芯配件。若不是有访客来打招呼或者有领导来交代工作，他一上午都不说一句话，和同事鲜有交流，这样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元左右。



▲同事对宇航的工作竖起大拇指以示鼓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宇航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也是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发病率已居我国各类精神残疾之首，且没有治愈方法。
尽管宇航属于轻度自闭症患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难以完全独自生活以及应对突发问题。下班回到家父亲不在，一个电话没打通，他就有些急躁了。在韩峰眼里，宇航对家的依赖相当于不到十岁的孩子，他基本上每天会和在大连的妈妈和弟弟视频，汇报下自己的情况。

▲19-12月19日，宇航下班后自己骑自行车回家。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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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不到10%
2016年出版的《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自闭症人士的就业率不到1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副教授徐添喜认为，即便正常的成年人，在一个竞争性且不稳定的环境中也需要经历适应期。自闭症群体更是要面对异于常人的困难和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就业率低，即使就业后，也存在薪资水平偏低、工作类型单一、职能匹配不符、稳定性不足等诸多问题。”
宇航小时候，韩峰没让他去上特殊学校，而是反复地伴读、旁听、找校长求情，给别的家长解释，最终宇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来又上了职业技术中专，并于2014年毕业。
“毕业后去干吗，这事儿要比他去哪里上学更难。没有地方愿意要一个自闭症青年，哪怕是体力活，人家根本不敢接收他。”韩峰表示，家里人也不敢贸然将宇航一个人“扔”到社会上，“怕他吃亏”。
曲卓是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的项目经理，2019年初，韩峰经人介绍，来北京找到她。曲卓说，“自闭症的特征就是社交障碍，沟通障碍，但终是一名社会人。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尊重。”
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说，2017年，《北京市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办法》正式颁布，截止到目前，经过北京残联报备的23家机构、144名持证的就业辅导员正在把这项工作落地。融爱融乐正是这23家中的一员。顾锦荣认为，支持性就业不同于以往将残疾人集中安置，符合新的融合、共享的残疾人观：“残疾人需要融入社会，应该与他人之间相互交流、感染，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
2019年4月份，宇航正式入职。韩峰也正式开始了和儿子的北漂生活。每天早晨目送儿子骑车离开家以后，韩峰辗转几趟，给几家小公司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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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特长找合适的岗位
和宇航类似，羽飞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今年被聘用为深圳市大米和小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米和小米”）的视频编辑。
羽飞进入工作岗位，困难接踵而至。
上班第一天就表现出异样。“我可以上厕所吗？”他举起手，大声问道。对面工作的同事被吓一跳，告诉他，上厕所不用打报告。
羽飞的领导唐静说，虽然并没有期待羽飞能做太多的工作，但实际接触后她还是有些犯愁。羽飞在类似设计海报等更多思维和审美加持的工作时，与他们之前的期待有不小差距。
“他能听懂你的指令，但把握不了你的意图，因此，很多工作最后都是我重新做一遍。”唐静反思工作是不是适合羽飞。
但唐静又觉得，作为一家服务于自闭症群体的公司“如果我们都不敢用自闭症员工，其他企业从何下手。”
上周，羽飞突发了癫痫，目前还没返回岗位，医生怀疑是过度紧张导致。面对羽飞三番五次地追问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父亲李伟有些犹豫了：“一方面工作做不好他心理压力会大，另一方面也担心他给公司添麻烦。”
顾锦荣认为，唐静的顾虑不无道理，所以支持性就业中，强调个性化定制，“每个人情况都不同，要抓住他们的特点和特长找合适的岗位”。
认识宇航后，曲卓根据宇航的特征找到现在这个工作岗位，并陪同他一起上班连续一周多。每年融爱融乐也只能顺利完成15个左右的自闭症就业支持项目：“说白了，全年我们只能免费帮助15个人，非常有限。”曲卓说。
相较于在办公室，曲卓觉得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或是服务制造业的工作更适合他们，“一些重复性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岗位往往人员流动性大，老板棘手，而这些岗位恰恰是他们需要的。”

▲12月8日，羽飞参加了专门为自闭症孩子开设的钢琴班。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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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就业的“模板”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然而现实中，许多公司宁愿支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聘用他们当员工。
环磁伟业总经理郑雷伟能理解这种想法：“3个残疾人创造的经济效益或许只抵得上一个正常员工的效益。”但雇佣残疾人，要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关照对方，一旦他们在岗位上出现身体状况，更会让企业措手不及。
郑雷伟2014年招聘了第一个残疾人员工童瑶，一名刚从特教学校毕业的女孩。郑雷伟的私心是，“能减轻税务压力”。但低估了童瑶的症状。“很难安静坐下来，她母亲再三请求我，一定给个机会。”郑雷伟心软了。
最终，童瑶的病情在稳定的工作和环境中有了巨大好转。“你知道这些是干吗的吗？是零件，冰箱、洗衣机里都用这个。”童瑶在工厂操作台向记者介绍着。
此后，慕名而来的残疾人求职者逐渐增多，目前正式聘用的有28人，其中包含肢体残障者、智力残障者、听力障碍者、语言障碍者，宇航是唯一一名自闭症患者。
聘用符合规定比例的残疾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但前提是企业要盈利。实体经济越来越难做，郑雷伟的企业近一两年来勉强可以维持，但规模总体缩减，过去100多人的公司现在只有45人。但她没解聘任何一个残疾人：“能坚持就坚持着，他们（残疾人）比我不容易，总会挺过来吧。”
郑雷伟说，5年的时间让她越来越会和残疾人打交道，岗位和员工的契合度越来越高，车间负责人还自学会了手语。
“半自动化的制造业，不复杂的手工操作，残疾人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做得更好。”郑雷伟认为，企业的顾虑来自于不了解，如果残疾人家属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社会机构做好培训和引导，给企业降低风险，吃个定心丸。这事儿不难办。
韩峰有时候不服气，身边朋友的孩子出国，创业看着光鲜，不禁让他回头想到宇航。作为80年代初的名校大学生，韩峰的工作一直很体面。但他觉得在车间上班的宇航一点都不丢人，是家里的骄傲，“他这么努力，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文中韩峰 李伟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郭琛潘佳锟 校对 卢茜
值班编辑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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