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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七七事变72周年祭：外国人记录日军侵华暴行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恒宝 时间: 2009-7-7 11:47
标题: 七七事变72周年祭：外国人记录日军侵华暴行
2009年7月7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接下来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幕。就在那时，我看到9个中国人被带到甲板上，他们被绳子捆在一起，双手被捆绑在背后。10个日本士兵组成一个执行队，军官发号命令，刽子手枪决中国人。中国人平静地站着，无能为力于自己的命运，日本士兵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挥舞着刀剑，用左轮手枪(的子弹)和刺刀，穿过可怜的中国人的胸膛，并竭尽所能施虐。”

这是新译出的记录上海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沪虐杀中国无辜平民史料中的一段。在纪念卢沟桥事变72周年前夕，这份外国人的英文记录在南京被译成中文。该记录的作者于1937年7月1日离开南京，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度了两个月的假。不久，他听说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他“觉得这事件不是很重要，所以继续旅程”，但当他到达加利福利亚之后，战事变得十分严峻了，他不得不匆忙搭船返回，船上的电台播了有关上海局势(“八·一三”事变)的新闻。他在记录中说，“‘卢沟桥事变’是正式导致战争的导火索”，“我们听说8月14日(日机)轰炸了中国”。

上海码头“温柔”挥剑

这份记录的作者途经日本时换乘，当他所乘的日本船靠近上海码头时，作者见到了开头的那一幕。他写道:“长官又发令了，每一个刽子手站在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中国人的前面。长官大声发布另一个号令，刽子手发挥想象任意宰割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被刺刀挑到码头边缘，刽子手从容不迫地拿剑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斩首，头颅落到江里。刽子手把尸体推到码头边，尸体悬在空中，鲜血喷出几英尺。下一个刽子手用手中的剑‘温柔’地刺向中国人，中国人倒在甲板上。然后，这个刽子手解开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作为一个屠夫，他冷漠地抓住受害者的一只胳膊，把这只手臂从肩部砍断，同样的‘手术’也被实施到了另一只手臂上。刽子手依然不满足这种屠杀模式，这个日本人把他推到江里，看看没了手臂后，人是否还能游行。其他几个遇难者同样也被实施了刑罚，每个刽子手用自己制定的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那些被推入水后尚活着的人，成了左轮手枪手们的猎物。”

他继续记叙说，“在这次可怕的屠杀中，其他日本士兵和平民以及我们外国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尽量控制住内心的愤慨，保持表面的平静。我们已很幸运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抗议这种罪行将会带来的麻烦。日本刽子手这种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会被日本观众视作一种英雄主义而被称赞。”

他补充说，“后来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在这场战争前，这9个中国人是受雇于码头的工人。当他们设法去上海公共租界时，他们各项进程受阻，只好躲进一间屋子，可最终还是被发现。他们没有申辩的机会，被认定为狙击手。短暂停留后，我发现这9名工人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数以千名的码头工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能到达上海公共租界，归因于船坞周围的战斗。”

“先施”顿成悲惨世界

这份记录还记述了侵华日本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给平民造成的灾难:“8月23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广场上，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上海租界中心上空进行特技飞行。……大概下午1点，在我们前方，距离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柱大的混合浓烟，升到了几百英尺的高空。……(我们)……赶往爆炸现场，……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先施商场。这个威力无比的炸弹，不仅摧毁了先施百货公司，而且炸毁了永安百货，造成近200人死亡和双倍人数的受伤。遇难者中的大多数是两家商场的售货小姐。一些外国人也遇难或受伤。”

接下来的几段是这样记叙的:

——“对于后来的目击者来说，提供一幅生动的现场爆炸图几乎不可能。我和其他士兵一起仔细搜寻先施百货公司的受伤者。我们从楼上的家具部开始找，但伤不重的人已离开，所以我们开始检查死者和垂死的，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帮助。我看到沙发底下有一只手臂露在外面，我设想这里是否有活体，我移开沙发看到仅有手臂在那儿。在下一层，我们发现很多售货小姐在工作时遇难。此外也有很多顾客在买东西时遇难。一个中国老妇人的尸体旁边，有两个小孩死亡，很典型地描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这个妇女手中仍抓着钞票，另一边营业小姐手里拿着准备交给老妇人的购物袋。”

——“……灭火器的水浇到死者鲜血上，很快变得鲜红鲜红，并很快形成一条细流，流下楼梯。一切都很混乱，因为需要快速把伤者抬到楼下街道上的救护车里。接下来，我们的搜救小组需要把尸体转移。尸体一具堆一具，堆得很高，放在通风的货车里，运到城里火葬场去火化。再接下来，我们需要认真去做一个严峻和可怕的工作:收集残肢。这里有一个头颅，那儿有一条胳膊，电话线旁挂着的甚至是肠子，零碎的残体悬挂着。街上被一层鲜血覆盖，当你发现刚走在(带)体温的血液上后，你会有一种作呕的感觉。”

战场借助瓦斯、酸弹

记录还披露了1937年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约在1937年9月中旬，记录者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彭布鲁克·斯蒂芬斯的司机。“每次返程时，我们有一项任务就是尽力带回受伤的士兵。……我们带回的许多伤员都受了重伤，被瓦斯弹和酸弹袭击。日军总是使用这些炮弹，但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改变立场。酸弹会烧坏人的衣服、皮肤，让人痛不欲生。瓦斯弹更加残忍，顷刻间放出，一旦进入人体肺部就会导致死亡。在半径为500英尺的范围内，制作这些瓦斯的材料会使人致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在毒气弹下，几百名士兵会一边逃亡，一边痛苦地尖叫。”

记录者称他的祖国为“中立的丹麦”。这位丹麦人在日机轰炸先施、永安公司后，也曾去租界“保护40名一直在照看纺纱机的日本平民”，“接下来的一天，因为愚蠢的日本平民拒绝保护而充满了意思。其中一个平民口袋里藏有左轮手枪，当两名中国警察要搜查他的武器时，这个日本人用枪打死一名警察，并造成另一名警察重伤。受伤的警察反击，打死了凶徒，并使这个日本人的同伴受伤。因此在我们到达前，现场两死两伤。我们快速喊来了救护车，设法将两名伤者送往中国的医院，但这个日本人拒绝了。这就需要带这个日本伤员去虹口的日本医院，日本哨兵阻止救护车进一步前行，认为伤员是中国人。司机和他的助手把死伤的日本人抬下来，脸朝下地对着哨兵。哨兵看到是日本伤员，恳求司机能把伤者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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