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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 救得了孩子吗？ [打印本页]

作者: 王兴 时间: 2015-6-18 19:58
标题: “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 救得了孩子吗？
“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 救得了孩子吗？

06-18 00:59 来源:华西都市报

摘要：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达7336人，重刑率达56.59%。

15-6-17日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刷屏的图片。

6-17日，朋友圈突然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相关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大量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一律死刑，法学界、社会学界则多从专业角度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我国不是没有先例；至于“是否该一律判死刑”，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反对死刑】死刑救得了孩子吗？

法学博士姜晓妍女士称：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个人非常非常愤恨人贩子！可是，正因为学过几年法律，让我学会理性、客观的看待问题。首先，死刑对犯罪的震摄力非常有限，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是死刑，可现实是故意杀人的犯罪无法禁止；其次，如果判人贩一律死刑，那人贩子就会成为活在刀尖的亡命之徒，中国人都知道，亡命之徒可怕且不好抓，把人贩一律判死刑，更可能的是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也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难；最后，我学程序法的，在心里对犯罪嫌疑人有一种无罪推定情结，不管多么罪大恶极的嫌疑人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而不能一律判死。

法学博士齐晓伶：因为人贩一旦即将被抓，就会面临死刑，亡命之徒会怎么对待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带着一起被抓？孩子得到解救？

知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教授：对于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要尽早争取废除。“刑法的威慑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杀人要偿命，但自古以来杀人的事从来没有断过。关键是作案的人没想到犯案后就会被追究。刑法的威慑力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把它神化了，它不是万能的。”

【网友麦姐】我为什么不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

这两天朋友圈被支持人贩子全部死刑的帖子刷屏了，新一轮的“是中国人就转”、“是妈妈就转”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瞬间点燃了一大群妈妈的激愤。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都是，先放一批催人泪下的被拐卖儿童惨状的照片以及父母伤心欲绝的照片，充分激发读者的同情和共情，然后把矛头指向人贩子，最后指向立法，群情激昂地喊出：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呼吁买卖同罪。就好像我们的立法机构都是纵容人贩子的帮凶，竟然能容忍这些没有人性的人活在世上。

作为一个母亲，我也完全无法想象失去自己的孩子是怎样的痛苦，看到那些照片我也会伤心落泪。但无处宣泄的愤怒不能找错了出口，法律的制定永远建立在理性地基础上。

我为什么不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

罪轻罪重，刑罚必须有所区别，否则无论犯什么罪，只要你觉得伤害了我们大家的感情，不能接受，就全判死刑，社会还怎么安定？如果轻罪重罪刑罚一样重，那犯下轻罪的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轻罪而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有了轻重，才能让罪犯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考量，至少不至于为了掩盖轻罪而犯下重罪。

举个例子：一个人拐了一个小孩正在运去卖的路上，警察大规模追捕，逃跑很不方便的情况下，他该如何处理这个孩子。目前的刑罚来看，在人贩不是法盲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是扔下孩子独自逃走。警察救到孩子之后一般不会再拼命追，而独自逃走的行动力也更强，容易逃脱。如果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一定是杀掉孩子独自逃跑，因为如果扔下孩子难保不被孩子识别相貌，而一旦被抓就是个死罪，杀人与否没有区别，那何不赌上一把，杀人灭口。

早在秦末年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说过：“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秦国刑法规定，戍边迟到就死罪。那迟到是死、逃走是死、造反也是死，都是一个死，干脆干票大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现在强奸也是死、虐待也是死、拐卖也是死、杀人也是死，强奸犯完事之后一定顺手把被害人杀死，也不能让她报警提供线索。而拐卖儿童也就从单纯的生意变成了“砍头的生意有人干”了。不仅市场价格会被大幅度抬升，被绑架儿童的存活率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理性考虑，如果真的心疼这些可怜的，被拐卖的孩子，千万别冲动的要求一律死刑。毕竟被卖到一个没有孩子的普通家庭过上另一种人生，也比路上就被绑匪杀掉要强得多。

有人认为，一律死刑对罪犯有震慑作用，使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去拐卖儿童。这也是不可能的。贩毒也是死罪，大数额的贪污也是死罪，杀人更是死罪，古往今来，有杜绝过这些犯罪么？只要利益足够大，市场足够大，提着脑袋做生意的也大有人在。何况拐卖儿童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

【支持死刑】公安部打拐办主任：罪行严重应当判处死刑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对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当判处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此类犯罪。就此话题，陈士渠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就是5年，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并不是说当前我国对人贩子的处罚不够严厉，实际上，这些年国家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直都是从重处罚。自己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就是，今后在处罚罪行严重的人贩子时应多使用死刑。

有网友们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会刺激人贩子铤而走险、威胁到被拐儿童的安全，陈士渠表示，人贩子拐卖儿童的初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威胁其生命安全，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以案说法】人贩子被判处死刑，已有先例

根据《刑法》的规定，犯拐卖儿童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儿童3人以上的；(三)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四)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幼儿的；(五)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六)将儿童卖往境外的。

人贩子被判处死刑，已经不是头一回了。2012年6月，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庭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蒋开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彭庆托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88年至2008年间，蓝树山单独或伙同他人在广西宾阳县、巴马县等12个县，钦州市、凭祥市、贵港市、河池市等地，先后将被害人韦某某、黄某某等三十多名3至10岁男童拐卖。蓝树山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获利共计50余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其拐卖妇女、儿童人数多，时间长，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判处其死刑。后经二审维持原判，目前，蓝树山已被执行死刑。

【最高法】拐卖儿童、妇女重刑率达56.69%

实际上，近年来，国家已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明显加大了惩处力度。

据介绍，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达7336人，重刑率达56.59%。此类犯罪案件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妇女儿童被拐案件数量下降幅度明显。最高法2月2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978件，与2012年审结1918件、2013年审结1313件相比，下降幅度明显。

【法学界人士】呼吁修改法律明确“买拐同罪”

人贩子固然可恶，但法律界人士指出，当前对买孩子的买方处罚偏轻，也是拐卖儿童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从最近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儿童拐卖案件的重刑率看，在惩处人贩，打击拐卖行为方面不断加码，情节严重的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就整体而言，打拐形势依然严峻。

一部分法学界人士包括部分被拐儿童亲属则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拐同罪”，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雪松院长曾侦办多起拐卖儿童案件。通过对近年来发生在当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分析，他认为，人贩子之所以猖獗，一是销路顺畅，有较大买方市场。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一些人置法律于不顾高价收买儿童，以延续香火或显示家庭人丁兴旺，这就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二是高额利润，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三是作案易得手，不易被揭发。拐卖儿童较之拐卖妇女更安全，即便日后儿童被解救也无检举揭发的能力，无法指认罪犯和提供证据，从而使犯罪分子可以逃避打击。

李雪松认为，当前的法律实践中，对买孩子的人成为打击盲点。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收买者则处罚较轻或者不处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建议，对于买孩子的一方也应该严厉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也表示，当前对“收买”被拐儿童方面的打击力度太小。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收养或收留方没有虐待行为，就可以免于处罚。只有加大了对买方的处罚力度，拐卖儿童的主要渠道和动机就被卡死了，相信拐卖儿童的行为也会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打击拐卖儿童行为”的提案，他建议加快完善立法、增强全民“反拐”“治拐”的意识和能力。

防拐卖儿童，不只靠死刑

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

当今的美国，97.7%的失踪儿童能和父母团聚。原因在于其多年来形成的“四招制敌”的失踪儿童干预系统。

寻人海报广撒网

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的形成，最初动力来源于纽约小男孩埃坦·帕茨。1979年5月25日，小埃坦第一次独自出门上学，自此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随后，埃坦的照片被刊登在覆盖全国的寻人海报，甚至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与此同时，这张照片也被印上了牛奶盒的侧面进入千家万户，这就是为期十年“牛奶盒寻人活动”。据统计，全美1800家独立经营的牛奶厂中有多达700家参与了“牛奶盒寻人活动”。

守住公共场所

1981年，6岁小男孩亚当在百货商场玩游戏时失踪。尽管父母把寻人启事贴满全城，但在16天后，渔民在灌溉渠内打捞上来了亚当的头颅。

在亚当父母和全社会的推动下，以亚当命名的“亚当代码”失踪儿童警报系统于1994年在沃尔玛超市启用。至今已有大批百货公司、超市、游乐园、医院、博物馆加入。当有访客报告孩子失踪后，店方必须立即获取对孩子的详细描述信息，海报张贴或广播，同时将建筑物所有出口封闭并实施监控。如果10分钟内不能找到孩子，必须立即通知执法部门。

发动全民参与

阿灵顿市，9岁的小女孩安伯·海格玛在家附近骑自行车，8分钟后就消失了。4天后，安伯的尸体在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随后，以安伯命名的“安伯警报”作为失踪儿童警报系统之一正式建立，近年来，“安伯警报”与网络公司及手机运营商达成合作，能将消息推送到失踪儿童所在区域的97%居民的手机里。系统所发布的内容通常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

为失踪儿童建“照片墙”

1984年6月13日，美国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正式成立。自1996年至2010年，中心累计发布10409张儿童照片，建立了“照片墙”。在全部解救的8716名儿童中，有205名直接得益于沃尔玛的失踪儿童布告栏。据新华网、央视、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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