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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复旦教授:不要以怜悯心态把地震当事人当作灾民 [打印本页]

作者: 顾汉现 时间: 2009-5-7 17:23
标题: 复旦教授:不要以怜悯心态把地震当事人当作灾民
复旦教授:不要以怜悯心态把地震当事人当作灾民

2009年05月07日 16:15　来源：解放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龚丹韵

　　●嘉宾：梁永安(复旦大学副教授)

　　编者按一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让数万同胞殁于瓦砾。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心仍然牵系着那片土地、牵挂着那里的人。我们在思考，这一年来，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铭记这场震灾？这一年来，我们的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哪些进步？一年来，我们的志愿者服务意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推出“再望汶川”系列访谈，让我们一同梳理：这场震灾究竟改变了什么？教会了我们什么？

　　龚丹韵：再过几天，就到“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纪念日了。痛定思痛，汶川大地震后，表现地震的作品，从诗歌、电视剧到文艺演出等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您对这些文艺作品总体感觉如何呢？

　　梁永安：表现真实灾难的文艺作品有很大难度。因为灾难总是突如其来，这时候的创作，不管是日常经验，还是个人的生存体验，都与当事人有很大距离。出于习惯思维，创作者很容易不知不觉套用非灾难经验，去演绎和叙述灾难，把一切都抽象化后，再提取出意义。事实上，反而是地震中当事人一些朴素、原生态的只言片语，更能打动人心。

　　多年前，电影《紧急迫降》放映后，该航班机长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迫降过程并没有那么紧张，因为人都处于全身心的投入中，想不了那么多。其实，反映地震的作品也是如此，如果渲染得很大、角度宏观，反而可能会流于粗糙。

　　我们常常想从大灾里面找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是真正具体的环节上，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壮烈，处处都是传奇，而是有一个自然的展开过程。生命体验需要体会细节的一点一滴。宏观叙事、英雄主义叙事，连普通大众都能想象出对白和场景如何设计，在感染力方面就可能有所欠缺。虚构片里，观众会为一个英雄的命运揪心，而在真实的灾难面前，作品里的情节和结局怎么走其实无关紧要，观众想看到的，是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能否带来心灵的撞击。灾难作品如何把握分寸，不落入俗套泛泛而谈，确实考验艺术家的功力。

　　龚丹韵：文艺本来就要高于生活，戏剧效果和矛盾冲突是叙事的核心所在，究竟需要怎样的把握，才能表达好汶川地震？

　　梁永安：主要难度在于，进入现代以来，人的生存体验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共振性。比如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前拍的《冰海沉船》非常朴实，表现茫茫大海中人力的不可抗争，也就足够了。但现在是一个高度分工、高度技术化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处境里，感受非常细化，平时都未必能够相互理解，差异越来越大。一千个人脑子里有一千种灾难场景，想象灾难的时候，需要越过个人差异体会当事人的感情，不像过去用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替代，实在很难。

　　但是从中获得文化冲击还是有可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生命的关怀视角有了很大改变，加入了更多科学的成分。除了情感反应，还有前因后果的观察、理性的调查、诊断式的解读，已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关心。为什么生命如此无常？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有没有避免大规模天灾人祸更好的方法？每一次灾难面前，都会激荡起人们对这些千古母题的再一次思考，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理念的不同，每一次的启迪都会不一样。如果认真、具体地去探求，无论什么样的回顾纪念形式，应该都能给我们以回味。

　　龚丹韵：那么您觉得在汶川地震中，值得我们铭记的文化意义有哪些呢？

　　梁永安：这个时代，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平民时代。面对日常生活时，平民的艰难困苦是一种常态，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在大灾难面前，人们不仅要靠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还要依靠一些基本的生命能量，一股迸发出来的求生欲，这些能量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生命的顽强、人不断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文化有一种伦理的梯度。讲群体意识的干部放弃家人去救百姓，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而普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只要亲人还在废墟里，就不顾一切跑回去救人。这是千古传续的亲情，同样很真实。我们以往只注意社会性、公共性的表达，不太彰显那些亲情伦理的力量，但是在汶川地震中，却是这些平凡人的故事，令大家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回溯历史一般有三种维度，一是大的国家民族观，二是家族血脉的延续，三是文艺作品对生活的超越、想象。近代以来中国大事不断，所以宏大叙事的角度成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主流，几乎形成了对大事件的本能反应。家庭叙事一直处在边缘状态。然而不得不承认，朴素的血缘家庭也是感动炎黄子孙的地方。比如地震中11岁的男孩背着4岁的妹妹长途跋涉，走出灾区。妹妹太小还不懂事，拿着唯一的一瓶水只管喝，哥哥满脸尘土、嘴唇干裂，不弃不离。又如有个人一定要把妻子的尸体整理干净，换上一身新衣，用摩托车带回家去安葬。还有一位乡村里的父亲背着去世孩子的遗体，一路上人们纷纷让道，充满人道光辉。这种伦理型的默契，无言无形，却掷地有声。

　　龚丹韵：一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这场地震，与一年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梁永安：我们不可能随时保持在抗震状态，后期渐渐会步入常规，如何在平静下来的生活中，对待这场灾难，着手进行重建，显然更加艰难，也更加复杂。

　　地震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难忘的瞬间，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这些感动在日常的模式化生活中，本来未被察觉，现在一下子透露出来了。比如“80后”当志愿者的热情，比如全国人民同此一心的凝聚力，比如草根生活中豁然显现的道德文化。我们不能光从书本里学国学，也要从生活本身来思考文化传承。文化蕴含最丰富的部分在乡村社会，在民族生活的地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地震的纪念，可以把中国人的文化基本面打通，促进文化内部的自我认知。

　　我也希望不要以一种怜悯的心态，一直把当事人当作灾民，把汶川当作灾区。现在，视他们为新家园的建设者可能会更好。同样，怀念逝者，不在于生命消失本身，而在于生命的尊严。汶川的各种情景，一年后回忆起来依然感人，是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饱经灾难，还能如此坚韧，不是因为个体强大，而是人和人之间那朴素的生命联系。这是我们发展的文化动力，是生活幸福的希望所在，值得深深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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