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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别上洋人的当! 清朝四库馆臣是如何对待西学的 [打印本页]

作者: 文卓 时间: 2012-3-22 21:52
标题: 别上洋人的当! 清朝四库馆臣是如何对待西学的
乾隆时期，出现了文化全面总结的大势。与这个总结大势相适应，1773年乾隆下旨开馆编修了一部代表当时东方文化有着世界性地位的丛书。因所修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纂，故被命名为《四库全书》，而编修人员除乾隆特旨征召的平民学者外，均为在朝臣工，所以被统称为四库馆臣。他们完成了乾隆朝文化总结的任务，而其中总结自明末以来的中西互动以便引导臣民对西学的认识，虽然表现出的多是迂腐守旧，但其中所折射出的中西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背景、认知世界方式方法的差异，引发的中西两大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以及在这个碰撞与冲突下各自所做出的应对，对当今全球化下中国与世界文化交往不无鉴借意义。

在传统儒家礼义道德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浓厚夷夏之防的四库馆臣们，面对中西文明碰撞冲突100多年，西学走入各阶层的事实，以及乾隆希冀总结西学来确立西学导向的意志，抉择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方针。即否定西学的学理，采纳西方的科技，并认为西学本源自中学。所以他们为意大利人利玛窦有关天文之书《天问略》所作的提要，其实讲的就是留用西方天象之术，禁其教义的西学中用的道理。而为葡萄牙人溥泛际介绍天主教教义的《寰有铨》所作的提要则全面总结清人西学观，充分肯定西人技术，贬斥其思想。要求子民习其技术，弃其精神，与国家导向一致。至于西人科技成就的取得，馆臣则归因于中国人对西人的启发，即西学源于中学。如认为西历只不过是西人后来在中国古代历算名著《周髀算经》基础上测验增修，愈推愈密的结果，并肯定《明史·历志》所道西学是尧时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的子弟散入西方所传播的学说的说法本就由来有据。

馆臣们的这个抉择，是中国坚固传统文明与西人适应性传教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传统文明孕育下有着天朝自大倾向的清人面对西学，所受震荡剧烈，信者寥寥。要他们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循序渐进的。由此可见，传教的难度亦可想而知。为此，传教士摸索出了适应性传教策略。

适应性传教策略之一就是适应中国传统及其文化，使西学中学相通，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学术科技传教，吸引中国人入教。在满足天朝自尊心的前提下，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学东渐”，促进了知识阶层接受西方先进科技，为自己传教打开了和谐之门。馆臣在为利玛窦言天象之作《乾坤体义》所作提要中指出，利玛窦解释九重天时，弃西方星座概念而用中国古已有之的28宿体系，且提到了《周髀算经》等。这一切足可调动中国士人情感，达到吸引一批知识分子之效，并为馆臣西学中源说提供借鉴。当然，文明冲突与碰撞下的双方其实是各有用心的。馆臣们意在证明西学中源，而利玛窦等所为本在为中学源于西学立论。

至于馆臣如何看待西人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我们可从他们为来华传教士著述所作提要中一窥端倪。如意大利人南怀仁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坤舆图说》，其中的某些记述和旧本题西汉东方朔所撰志怪小说《神异经》等所述类似，馆臣对这颇感疑惑。最后，馆臣以作者南怀仁在中国日子久了熟读中国古书就仿照中国古书而写成，为自己的怀疑作结。至于南怀仁为何见而仿中国古书，馆臣并没有解释。但在为意大利人毕方济论灵性学的《灵言蠡勺》所作提要中，馆臣又认识到这点，认为《灵言蠡勺》所宣传的学说之所以迅速流行，是因为明末西人融合佛经内容加以改造变化，以此来迎合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的结果。看来，并非馆臣不知晓来华传教士的苦心，多半是他们的夷夏观念在作祟。他们不愿意清人踵明人前车，自然小心谨慎对待西学，嘱咐时人不上西人之当，多半会有意忽略适应性传教策略有利于中西互动共进的一面，令清人不至对西人产生好感。

谈到接受者对传授者的认知，自然我们又要想到传授者的传授态度，即作为传播西学的主动方西人的态度。伏尔泰称亚洲从无西方特有的宗教狂热之病及宗教殖民之念。既然带有目的性传播西学，是否能做到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是否传播的均是最先进的西方科技，不妨一析。

西学中对明清数学、算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撰《几何原本》6卷本的刊行。不过，为何15卷本的《几何原本》只翻译了6卷？有学者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6卷后，徐光启希望能够全部译完，但在利玛窦看来，这6卷本已包揽了欧几里德原作的基本旨趣，更主要的是这6卷本的翻译已达到他们的传教目的，因此主张先传这6卷，让志同道合者学习。如果以后大家以为有用，再考虑翻译其他几卷。由此可见，利玛窦传播科技最终还是为传教服务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这段是非？笔者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是凭借科学家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作为科学家的他们所带来的西学推动了中国学术科技的进步，正如胡适所道，利玛窦等来华令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亦如徐宗泽所言，经徐光启等推波助澜的利玛窦带来的西学使中国知有欧洲科学，而科学在中国行其奠基之礼，但作为传教士的他们确实有传播科学与宗教的双重目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有如此态度，我们也大体可以明了了。这是当时清人在中西文明碰撞与冲突下，不得不承认西学优胜中学之处，但又要抵制来华传教士之野心，且不希望西方思想惑乱思想一统的局面，同时又要显示统治者宽容，而做出的应对。封建等级制度下尊卑有序的清朝是肯定要批判利玛窦叙交友之道的《交友论》宣扬爱无差等，声讨他述天主教及其教义的《天主实义》教中国人无父无母的。然而，这样的西学观其实是本末倒置，没有长远效果的。

不过，无论如何，西方顺应中国传统及其文化来达到传教顺利的目的，清朝在保证思想稳定前提下艺术接纳西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当时文明碰撞冲突下双方应对的一种途径，我们不可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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