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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12位代表路费足够买辆车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恒宝 时间: 2012-3-18 13:28
标题: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12位代表路费足够买辆车
建党经费从何而来？革命运动带来什么效益？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战斗的消耗如何补给？红色革命怎样创造了红色经济学？日前，一本首次公开国家档案馆封存百年绝密资料的新书《红色账簿》出版。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红色历史，也是国内首本以财富与经济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真实的货币与战争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

　　本书作者马祥林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本把红色革命的‘财务账本’公之于众的图书。”

　　采写及图片翻拍(除署名外)

　记者吴波

　　图 gettyimages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

　　中国共产党第一笔建党经费从何而来？《红色账簿》的作者马祥林表示，“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据悉，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以及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作者介绍，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100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50元的路费。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10元至13元，警长也不过拿16元至18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21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1000元左右。12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加起来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据考证，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生意经”：

　　办织布厂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林育南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

　　林育南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李大钊的工资用于建党

　　作者表示，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140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22公斤)上好面粉。

　　那最多的时候，李大钊每个月拿出80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一家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住在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对话作者马祥林：

　　“我尽量用原始的资料”

　　广州日报：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马祥林：写这本书的时间比较长，最早决定写这个是在2004年。缘起是我在做一些其他研究的时候，对党的经济发展史有了很多了解。我就想把一些问题弄清楚。比如有一些疑问不光是困惑着普通市民，也让很多党史研究者不清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后来随着公家档案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的揭秘，很多疑惑慢慢清晰起来，这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广州日报：出版方介绍，本书首度解密了尘封百年的绝密资料，您创作本书的时候，如何取舍这些材料？

　　马祥林：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党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相对弱小的在野党，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的过程。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呢？金钱和战争与革命的事业，又是怎么样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那些记录当时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才有说服力。本书引用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比如当年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一些战区将领写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出版的一些珍贵简报等，我所引用的尽量是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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