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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12位代表路费足够买辆车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恒宝    时间: 2012-3-18 13:28
标题: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12位代表路费足够买辆车
建党经费从何而来?革命运动带来什么效益?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战斗的消耗如何补给?红色革命怎样创造了红色经济学?日前,一本首次公开国家档案馆封存百年绝密资料的新书《红色账簿》出版。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红色历史,也是国内首本以财富与经济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真实的货币与战争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


  本书作者马祥林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本把红色革命的‘财务账本’公之于众的图书。”

  采写及图片翻拍(除署名外)

 记者 吴波

  图 gettyimages

  首笔建党经费有多少?

  中国共产党第一笔建党经费从何而来?《红色账簿》的作者马祥林表示,“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据悉,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以及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作者介绍,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100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50元的路费。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10元至13元,警长也不过拿16元至18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21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1000元左右。12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加起来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据考证,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生意经”:

  办织布厂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林育南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

  林育南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李大钊的工资用于建党

  作者表示,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140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22公斤)上好面粉。

  那最多的时候,李大钊每个月拿出80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一家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住在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对话作者马祥林:

  “我尽量用原始的资料”

  广州日报: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马祥林:写这本书的时间比较长,最早决定写这个是在2004年。缘起是我在做一些其他研究的时候,对党的经济发展史有了很多了解。我就想把一些问题弄清楚。比如有一些疑问不光是困惑着普通市民,也让很多党史研究者不清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后来随着公家档案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的揭秘,很多疑惑慢慢清晰起来,这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广州日报:出版方介绍,本书首度解密了尘封百年的绝密资料,您创作本书的时候,如何取舍这些材料?

  马祥林: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党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相对弱小的在野党,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的过程。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呢?金钱和战争与革命的事业,又是怎么样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那些记录当时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才有说服力。本书引用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比如当年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一些战区将领写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出版的一些珍贵简报等,我所引用的尽量是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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