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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民党之父：宋教仁 [打印本页]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2-1-12 10:29
标题: 国民党之父：宋教仁
2012-01-12

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十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次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

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的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和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

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除此之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不过，这些新立的政党或半政党组织彼此间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数月一变或者一月数变，成员甚至领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党，明日却成彼党，令当时的人为之目眩，也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头疼。

譬如后来在临时参议院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便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和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五个组织合并而来。说到统一党，原本是章太炎发起的，但由于他这个人脾气极大，一向孤傲难以合群，弄到最后党内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结果开党元勋章太炎反被排挤了出去，最后袁世凯的亲信王赓（即后来的大汉奸王揖唐）控制了统一党，章太炎反由一个组党的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无党分子，闹腾一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来文人和政客也是术业有专攻，非专业人士不能从事）。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的，副总统黎元洪被选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另外还选出干事54人，包括当时的知名人物熊希龄、范源濂、章宗元、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党的圈子。共和党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是维护统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权主义，正好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袁世凯利用来对抗同盟会。当然，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并在参议院中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作对，但其实也是想借助袁世凯的支持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待日后能够独立执政或者与袁世凯分享权力。共和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10万人。

在全国各地组党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是时候，同盟会于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后，同盟会挟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十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后，在政治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经过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 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2-1-12 10:30
标题: 国民党之父：宋教仁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除了国民党、共和党等几个主流党派外，还有几个小政党也值得一提，比如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这两个党派看起来似乎是要为工人阶级代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还是士大夫的俱乐部，只不过已经有结合工人、农民的意识了。从革命的波浪式发展模式来说，这两个党派开了后来国共两党发动底层运动之先河，特别是江亢虎的社会党，是最早引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的。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纯粹是污蔑，这民国初年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嘛。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

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刊登了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

话说回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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