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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学家杨念群: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打印本页]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1-11-25 16:00
标题: 史学家杨念群: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2011年11月25
       杨念群教授

  解读盛世大一统下的个体存在

  人物名片

  杨念群,男,1964年1月生于北京,“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清史研究,最新代表作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讲座篇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访谈篇

  不可盲目捧盛世 学习做知识分子

  记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盛世就是“花团锦簇”。

  杨念群:盛世唯一被认同的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事实上,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的摧残非常严重,自由发挥余地非常小,看看“康乾盛世”就知道了,不可盲目的捧盛世。

  记者:现在人们看历史,多是从“厚黑学”的使用角度来看的吧。

  杨念群:这就是个悲剧,曾国藩变成“厚黑”的鼻祖。历史要马上被用,这是有害的。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想。而真正做历史很清苦,太累了,不赚钱,不实用,也不受待见。我曾被学生问历史有什么用,问多了也就火了,历史是没有用的,是无用之用,如果你要学马上就用,那就别来学了。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质。在世界上,人家真正尊重的是你骨子里的文明。所以历史无用,但历史得有人守着。

  记者:历史学者不受待见,总被人认为是在影射历史。所以您曾说过“21世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

  杨念群:影射历史没什么坏处,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要学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学做满天飞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很多都是明星秀场,那我就得旅行一些基本职责,比如说影射历史就是学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其中的一个表达。

  速写篇

  杨念群:史学界“另类”之人

  杨先生才47岁,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度的曾孙,按照他的说法算是出身半个世家,“小时候家附近住着很多著名学者,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哈佛三杰’之一的任华先生。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没事就去任先生的书房随意窜进窜出,随手翻书。”他现在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脑子里的这根筋就往人文历史这方向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杨念群便年少成名,在目前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里,大家索性叫他“杨少”、“杨公子”。

  就是这个身受正统教育的的“杨少”,却有着“要将野狐禅的路子走到底”的世家子弟劲:少有历史学家像他这样重视文本写作的文学性,还用小说的手法写学术著作,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变化,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在骂我另类,说我是非主流啊,史料不扎实啊,玩概念啊,就知道搬弄西方的东西呀。攻击我的人之多,简直就是万箭穿心哪。”

  “我身上有一点优雅,有点叛逆;有点玩世不恭,有一点认真。这些你必须糅合在一起,太玩世不恭了就变成了纨绔子弟。太认真又太拙了,没灵气。所以人是很怪的。我呢,自称是史学界的‘魔教’中人,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可见,我们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上中规中矩的杨念群,真是难得一见。

  “我性格张扬,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低调。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许文存在漏洞,套用的痕迹还有,文体叙述还不够优美,史料整合方法运用还不够。所以,在大的学术问题上,我要做的是恪守本分,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为此,就犯不着为一些事张扬了。我可是交过不少‘学费’才明白这一点的。”本来很认真讲这话的“杨少”舌头一滑又侃起来了,神情像个小孩。

  “我是娃娃脸,光看我的脸,看不出年龄。”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自己的脸一样不显老,所以,每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干,就看电视剧,综艺节目,再烂的也看,“但我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男女之间的价值观,包括历史观,甚至制作方的用心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时代精神就是从这些地方感受出来的,不看行吗?史学不得非是长袍马褂的。”

  鉴于此,有人建议杨念群干脆把头发全部染黑,以显得更年轻。他不干,“就是染也要全部染成白色”,给出的理由是:“历史是一门老年人的学科,岁数越大对历史的体味越深。我20岁、30岁写不出我中年以后对现实的感受与体验。中年以后,心灵的磨砺多了,就觉得历史最根本的就是对人性的把握,那么我就敢于对人的内心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进行发掘。当然,对人性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制度结构上来,形成心灵与结构的对话关系,否则就跟文学没有差别了。”此刻的杨念群,同时是一头黑发的“杨少”,和一头白发的“杨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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