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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日关系：“好感度”与“关注度” [打印本页]

作者: 步天涵谷 时间: 2011-2-11 14:32
标题: 中日关系：“好感度”与“关注度”
钓鱼岛撞船事件已经过去半年，事件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却持续发酵。虽然日本人平和、内敛的习性和张扬激进的“街头示威”格格不入，但是这次围绕钓鱼岛争端，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那霸等诸多大城市都罕见的爆发了反华游行示威。11月中旬，新泻以“市民感情恶化”为由搁置向中国领事馆出售土地，12月，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购地扩建计划再次引起当地居民的抵制。中日关系几已跌入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见微知著，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人观”究竟如何变化，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又将产生何许影响？“好感度”和“关注度”研习战后日本历史可以知道，类似的全国性、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在日本只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出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即使是自从2009年以来闹的沸沸扬扬的“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也只有冲绳当地民众上街游行以表示不满，远远还到全国性的程度。9月25日，日本释放了中方船长，在整整一星期之后的10月2日，在东京涉谷发生了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领导的第一波反华游行，据统计参加者数量在2700人左右。此后游行不断，截止到11月下旬，几乎每个周末日本各大城市都会发生规模不等的反华游行。同时，中日双方民众隔空交锋，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在湖北武汉、四川德阳、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和宝鸡，少则近百人，多则数万人，局部的反日游行示威也在中国上演。中国反日，日本反华，皆因钓鱼岛问题而起，中日双方千辛万苦努力换来的“暖春”霎时间又下降到冰点。很遗憾没有国内的媒体或观察将反日游行和反华游行细细对比。其间千头万绪，绝不仅仅是舆论常说的“两国国民之间好感度下降”那么简单。先讲两个我身边的日本朋友。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所在的东亚研究系有一位很熟悉的好朋友M兄，今年30岁，他的祖父曾经参加二战，战死在太平洋战场。M兄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随后进入日本财务省，工作七年，业务能力优秀，故而被财务省公派到美国留学培养。M兄胸怀大志，常说今后要当日本首相，虽是玩笑，但东京大学法学部——财务省——美国背景的确是在日本步入政坛，飞黄腾达的标准快捷路径。另外一位是R君，今年33岁，庆应大学出身，毕业后一直供职于《朝日新闻》国际部，专职负责美日关系方面的新闻评论。在哈佛，他在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从未到过中国。相信日本财务省和《朝日新闻》派遣他们来哈佛进修的原因一定是希望他们接受美国的高端教育，深化对美国的认识。但是他们来到美国后，对于中国的兴趣却大大超过了对美国的兴趣，主动和中国人接触，加入中国学生会的日常活动，参加几乎所有的和中国相关的讲座或课程等等。用他们的话说，“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更重要”。都说日本人“亲美反华”，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典型的“亲美型”政治精英，相信在10年后，他们在日本的政坛和媒体舆论界一定是中坚力量。大家相处已久，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让他们填一份“对中国好感度”的问卷的话，我相信这两人一定不会选“对中国有好感”。但是，这两位朋友虽然对中国没有“好感”，但是对中国的关注度却令人佩服，且在我接触过的日本精英中颇具代表性。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逆反现象”，即两国之间开放度越高，经贸交流越密切，人员往来越频繁，两国互相依存度越高，两国的摩擦和民众之间的敌意越严重。中国对日本的好感度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都在一路下降。以往的中日关系观察和相关舆论调查的数据，往往都是在“好感度”这个议题上大做文章，而实际上“关注度”和“好感度”一样，都是观察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好感度”太过笼统，因为往往一件小事就有可能改变“好感度”，因此很多时候，“关注度”的意义往往更为重要。日本民族一直有一个优点，不服不行，就是向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学习，历史上对中国对美国皆如此。刚才讲了我的两个日本朋友的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日本人的中国观，“好感度”的下降不仅不会降低对中国的“兴趣”，反而有可能是进一步“知华”的动力，大概是出于“了解敌人”的心理。反观国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提升，中国民众逐渐产生了对日本的“全面优越感”。认为日本“事事惟美国是从”，在外交上，“不需要考虑日本”，“只要搞定美国，就可以摆平日本”的观念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因此，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关注度在逐年下降。显然，这里的“关注”指的是对于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理性深入的“知日”关注，而非仅仅对于日本漫画，电影这些流行文化的肤浅认识。“反华”情绪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再回到游行的话题上，我们注意到此次日本反华游行有一个特点，即所有游行都是由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和“尖阁诸岛保卫实行委员会”在日本各地的分会组织实施的。正因如此，此波反华游行在规模上和组织上都显得非常严格。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相对中国国内爆发的反日游行，日本的反华游行要平和得多，至少没有出现国内反日游行中存在的砸日本车，砸日本店的暴力行为。其中一个理由是作为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民主国家，日本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普遍不在高。日本流传“一流经济，二流文化，三流政治”的说法，民众对政治家的形象嗤之以鼻是常有的事情，关心政治的热情自然也不高。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笔者看来，与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渊源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加深使得日本人在对中国“好感度”下降的同时，却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健康发展。所谓内政是外交的延续，日本国内高涨的反华情绪和要求政府推行强硬外交路线的声音自然是民主党政府施政时不得不谨慎考虑的重要因素。普林斯顿大学教授Gilbert Rozman曾指出，民族主义情绪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阻碍因素。欧盟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规范化基础是民主、人权、个人自由、各国让渡国家主权以及超越国家政府的地区组织的出现。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无法避开民族主义、国家权力这些东亚价值观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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