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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恩来的“修养要则” [打印本页]

作者: 步天涵谷 时间: 2011-2-6 10:59
标题: 周恩来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这天，南方局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并未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那么，怎样认识和理解周恩来的这7条“修养要则”呢？从中能看出周恩来怎样的精神境界呢？

一

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但周恩来参加整风学习，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制度的任务。收到毛泽东的这份报告后，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此时，周恩来主要从学风问题，即如何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10月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西南学习组组长。11月4日，中央学习组要求各级高级学习组在一年内先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等83个文件。之前，周恩来安排南方局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讨论和学习中共党史。12月30日，他收到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指示：学习中共党史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随后，周恩来按中央要求对南方局的学习作了调整，开始以主要精力抓党史文件的学习。

1942年2月16日，周恩来等电告毛泽东、王稼祥：“重庆办事处及报馆高级学习组已进行学习约16次，每周9小时，从未间断，并已开始研究中共党史。”2月20日，毛泽东回电，强调掌握思想为第一项，“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6月，南方局成立学习委员会，正式开始整风学习，并进入第一阶段，整顿学风。周恩来领导的学委将全部学习文件集成小册子作为必读材料，印发大家学习讨论，讨论的重点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上述背景叙述不难看到，延安和各地的整风运动从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入手，经历了从理论学习到与中共党史相结合并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逐步深入的过程。周恩来对整风学习“学什么”、“怎么学”，在认识上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深化的过程。他在《我的修养要则》第1条即提出“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的学习方法，正是他对自己这种关于整风学习的认识过程的概括和总结。

二

如何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改进工作作风，是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思考较多并作深刻自省的一个问题。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会上，周恩来曾向同志们交心说：“参加革命团体，迄今已廿年，经常处在实际工作的情况下，故培养了些工作能力”，但他同时又检查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作风”。这两条正是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认为今后在工作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所谓事务主义，是指不分轻重主次，不注意大的方向，而埋头于日常事务的工作作风。周恩来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具备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从事的工作常常各种各样、既多又杂，一向以处事缜密、周详著称。这大概是他认为自己有事务主义作风的原因吧。事实上，周恩来既注重工作细节，也从未放弃对工作大局的思考和把握。但他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来解剖自己，认为自己的工作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务主义的东西，这是对自己进行最严格的思想剖析。因此，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上了工作上“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这一条。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接连作了五天报告，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失误和不足，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这段话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周恩来通过整风学习，对工作方法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全面和具体了。

在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要求自己的这种“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的工作方法，曾有力地指导了南方局的实际工作。例如，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在隐蔽状态下南方局如何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呢？周恩来选择了被国民党顽固派忽视而又有着很大群众影响的文艺运动作为当时南方局工作的重点，并且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起来。他关心话剧、电影、小说等文艺创作，对学术研究给予具体指导，对进步出版事业给予大力扶植。在他的带动下，南方局的同志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逐渐团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进步文化力量，为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在国统区向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兼顾学习与工作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将整风运动的成果落实到实践中去，是周恩来加强修养的另一个重点。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提出“习作合一”，主张把“学习”、“锻炼”、“实践”统一起来，不能空洞抽象地谈修养问题。在他看来，理论学习对个人修养固然重要，“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还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的相互配合，既注意检讨和整理，也要有所发现和创造。

周恩来的“习作合一”在统战工作中得到充分展现。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气压低沉。出乎国民党意料之外的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统战工作在夹缝中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对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周恩来是如何带领大家适应复杂政治气候下统战工作内容、对象、范围、任务等方面的不断变化的呢？他首先选择从学习入手。1943年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对党的统战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及经验教训进行了回顾和探讨，进而指出“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危害性。他还指出，有的同志只愿意同进步分子交往，不愿到中间分子中去进行工作，特别是怕同对我们有不同意见或反对过我们的人打交道，这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正是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周恩来使南方局的同志们认识到必须善于将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将统战工作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可以说，对于统战问题，周恩来充分利用了时间（抗战期间）、地点（国统区）、条件（整风学习运动）的需要和配合，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工作方法的创新，真正做到了“习作合一”。

四

搞好自我修养，也就是古人说的“修身”，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周恩来的思想修养，标准之高，要求之严，以及持之以恒，在党内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典范。他的修养要则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切合自身实际、说到做到的修养指南。

周恩来一贯主张发扬长处、纠正短处，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他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以及“怎样对待错误的思想意识”。他曾联系自己的经历，严格剖析自己“由于母教的过份仁慈礼让”，“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他还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末，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周恩来勇于进行思想意识改造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涤荡了当时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心灵，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就是这场整风学习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精神遗产。它仿佛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格光辉和修养魅力；透过它，我们也看到一位真正共产党人所应达到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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