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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党内高层回忆录兴起探微认识到党史工作的重要 [打印本页]

作者: 文卓 时间: 2011-1-31 13:41
标题: 党内高层回忆录兴起探微认识到党史工作的重要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党史研究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禁锢，迈上了正常研究的轨道。此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人当中出现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内大批干部的解放、起用，不少干部回到北京。“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歪曲历史，搞乱历史，混淆视听，以此来迫害干部，这是他们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法。“文革”结束后，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从历史教训中更加认识到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投身于党史研究，如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思考》。

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曾留法勤工俭学，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时已83岁。他拒绝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仅挂名为中央统战部顾问，全力做党史工作。为了保证他的回忆能够准确，他将罗章龙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调到北京革命博物馆工作。他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在革博向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我当时参加了这些座谈会，主要是听他们回忆历史。然后，李维汉请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帮助整理。他着力撰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部研究的著作。他在写这本回忆录中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个人；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三是重视总结经验。他的这本回忆录写了从1918年到1964年主要经历的大事。但是，由于1984年李维汉病逝，因此他的回忆录没有完全写完，特别是关于宗教、民族工作方面未来得及完成。他完成的部分以《回忆与思考》为书名于1986年出版。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这一时期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也是轰动一时的盛事。

■党的十三大以后，撰写回忆录呈现出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982年我们党开始实行离退休制度，规定干部60岁离退休，许多领导干部陆续离退休后，投身于他们熟悉的党史工作。写回忆录蔚然成风，好作品层出不穷，而且撰写回忆录呈现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大批年轻同志开始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这样，薄一波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1988年4月，经过中央批准他开始写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该书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66年，于1991年、1993年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卷。薄一波是党的八大的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回忆是重新看过档案，并且是经党史专业人员整理的，公布了大量的重要史实，推动了党史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

2、杨尚昆、黄克诚、胡乔木、李雪峰等八大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回忆录。党的八大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强调它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毛泽东曾对书记处的成员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这样，书记处的同志往往能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比政治局里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要更灵通。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大将的回忆录，就记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迹。文如其人，从这位大将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铮铮铁骨和他深刻的反思。

杨尚昆从1995年动手写回忆录，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完成，到1998年他逝世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以《杨尚昆回忆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杨尚昆日记》，该书主要公布了他于1949年到1965年12月的日记。这样，两书相衔接，只可惜没有完成“文革”中和1978年他重新工作的部分。近年苏维民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则弥补了部分遗憾。杨尚昆从1948年到1965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八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的回忆录披露了很多史料，他的日记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本书都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书。

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写的回忆文章只发表了几篇，但是因他身份特殊，特别是他关于“文革”初期的两篇回忆文章，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我们企盼着他的回忆录的出版。

胡乔木因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参与、负责、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因此，他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及思想必不可少的参考作品。

3、党内秀才、大翻译们的回忆与自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开创了党内大秀才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后来吴冷西、于光远也写了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采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档案：(1)李锐当年的笔记；(2)经胡乔木特批，李锐到中央档案馆所看到的档案。

1991年，师哲口述、笔者整理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开创了党内大翻译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此后，李越然、冀朝铸、阎明复等都写了回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

已故党史大家龚育之这样评价这些秀才、翻译们的回忆录。他说：“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可以补领导人自己没有写回忆的不足，甚至补档案不完备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译的视角，又不同于领导人的视角，所以这些人的回忆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4、省部级领导干部、将军撰写的回忆录。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统领一方，与中央领导联系密切。他们的回忆录常常会有涉及全党的大事。如曾任江苏省第一书记的江渭清的回忆录，就披露了1964年刘少奇到南京的情况。近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几十名开国上将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开国中将、少将也通过各种方式出版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来进行的，在整理写作中利用了档案、日记、会议记录等原始材料，因而比较可靠。

历来，领袖人物之间的谈话，记录下来的是少数，没有记录是多数。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也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活动构成的，伟人的思想方法、为人行事的习惯、规矩，伟人的性格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不了解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领袖之间关系之微妙，常常是从细微之处流露，非外人所能体察。党内高层的回忆录大大丰富了历史。

■党内高层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对研究党史、国史很重要

很多人研究历史常常是抄当年的文件。其实，这些决议、文件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它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得到贯彻，贯彻了多少，效果如何，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对出现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党中央对此认识怎样，有没有及时解决，在此期间有没有产生新的争论和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当时大家的认识水平如何……搞清这些问题，不但需要收集、研究大量的资料，还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只有花笨功夫，才能得到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项工作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之事，而这些情况都装在当事人的脑子里，他们一清二楚，一语道破。

不知内情，不知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知细节，不知历史人物的特点，不了解历史人物之间关系，不知其中之奥秘，不知他们的酸甜苦辣，那就谈不上认识历史，研究历史从何谈起，更无法下笔写作、著书立说。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工作者都重视收集口述资料。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不少从民间收集的口口相传的资料。另外，司马迁父子两代为官，他书中的人物不少与他同朝为官。司马迁受刑后担任中书令，参与、目睹了诸多事件，所以他的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粉碎“四人帮”后，党史工作突飞猛进，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口述历史、个人回忆录渐渐蔚然成风，这对研究我们党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处于地下秘密状态。残酷的战争、严酷的白色恐怖使党形成了铁的纪律，严肃、严密的作风，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保密观念。战争环境没有条件保存档案，很多档案不完整。即使有相当完整的档案，目前还做不到30年后公布，一般人也难以看到。即使有条件能够看到，而档案又浩如烟海。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整天埋在故纸堆中，皓首穷经，也常常是无法理出头绪。这些年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访问过数百名老同志，他们对历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看法、理解往往是我看多少档案也得不到的，他们说的一两句话，常常使我顿悟，帮我解开多年的谜团。这些同志或是部长级的干部，或是中央委员，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是，地位低的领导干部是无法清楚地了解党内高层领导内部分歧的，即使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复杂的历史也不是一两次谈话能谈得清楚、谈得完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个别的一两次采访文章，是很难与党内高层领导的回忆录等量齐观的。这些回忆录都是弥足珍贵的佳作。阅读这些佳作，是学习、了解这段历史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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