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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章含之前夫：文革中我被批斗后她竟叫我去跳北海 [打印本页]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0-9-20 10:27
标题: 章含之前夫：文革中我被批斗后她竟叫我去跳北海
2010-09-20
本文摘自《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因为在此以前，我在北大的宿舍已遭红卫兵抄过一次家。那是半个月前，一天经济系一名加入“新北大公社”的教师，带着七八名红卫兵，横冲直撞来到朗润园九公寓我的一间斗室。他们进门大喝一声：“洪君彦，你老实点儿。”就乒乒乓乓把我屋里的花瓶、摆设和相架砸得稀巴烂，把相片撕得粉碎；再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并抄走了我的私人信件。不一会儿，我的屋子就成了垃圾堆。红卫兵走前还在书架上、地上一堆旧书破纸上加贴封条。勒令不准挪动，违者严惩，可怜我那仅11平方米的小屋遭此劫难后，连脚都踩不进去了。所以我进屋后得步步为营绕着走，也不敢扫地。生怕踩烂了封条，触怒小将们。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地已是福分了。

有了那次可怕的经历，这次我从红卫兵来势汹汹的样子，估计到情况不妙了，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几年前，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五十一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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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洪君彦与章含之在北海公园划船，这是两人第一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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